迟福林：公共服务要求起点公平
迟福林：公共服务要求起点公平
“如果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就全国范围内的舆论监测来看，矛盾比较尖锐的群体性事件，也大多是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而引起。”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央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哪些难题？
《中国周刊》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迟福林及其团队曾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对“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做过专题研究。
公共服务事关社会稳定
《中国周刊》：根据你的观察，我国现有公共服务处于什么水平？为什么说“十二五”期间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五年？
迟福林：公共产品短缺已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改革开放30年来，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型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开始向子女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领域转移，整个社会进入了公共产品消费时代。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跟老百姓的实际需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是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养老、防病等保障措施的缺失，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2006年我们去西北调研，那儿有个一百来户的村子，村民们自发签订了一份免责合约，按照约定，家族中有人得了重病，如果需要花2万元以上，大家就可以不再为他治疗了。因为如果强撑着看病的话，不但会把一家人拖垮，同时还将有三到五户亲属受到拖累而返贫。2003年在海南农村，我们看到一个腿部残疾的老汉，把残腿拴在篱笆上耕田，后来一问才知道，像他这样的半残疾家庭，每次能够领到的助残补助只有5块钱左右。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提扩大内需，但是这些基本的民生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老百姓的消费问题就无从谈起。最明显的是那些在城市里打拼的农民工，他们辛辛苦苦奋斗一年，往往是把挣的钱全都寄回了老家。为什么不敢花？就是因为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所以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光是民生问题，它还牵涉到改变消费预期、提高消费率，乃至发展方式转变等经济社会问题。
另外，如果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就全国范围内的舆论监测来看，矛盾比较尖锐的群体性事件，也大多是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而引起。
《中国周刊》：什么是“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又是怎样的含义？
迟福林：“基本公共服务”是指范围上的确定，“均等化”则是其实现目标。前者根据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在外延上逐步扩大，像前几年我们设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只有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社会保障；现在大家普遍感觉住房成了一大公共需求，所以现在把基本住房保障也纳入了进来。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和环境保护等，也会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需求的扩大，逐步纳进来。
后者主要强调要有制度上的保障，作为一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它一定要做到“起点公平”、“惠及所有人”。你看，上海和甘肃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差异，人们享受的社会保障标准也就不一样，上海人可能是1000元，甘肃人是300元，但是在制度安排上，两个地方都要有。不能再像前几年那样，城市居民社保体系建立好多年了，乡村和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
《中国周刊》：有些人发牢骚，说现在的商品房政策还不如以前的福利分房呢。当前的医疗体制改革，也有很多人反对走市场化的路子，害怕它又变成另一个房地产市场。
迟福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分房”和“公费医疗”政策，也算是一种公共服务机制，但是这种机制最大的问题是不均等。不光农村没有福利分房政策，甚至是城市的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之间、国有工人和集体工人之间，保障标准也有很大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和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在底线上就没有做到公平。另外，“一人有病全家吃药”，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是不可能持续到今天的。
这个时候有人怀念以前福利化的公共服务模式，只能说明大家对均等化有更迫切的需求，希望能早日实现有房住、有病能得到妥善救治，但是回头走老路是没有希望的。
运行体系至关重要
《中国周刊》：你怎么看当前的医疗体制改革？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会不会改变医疗服务的公共属性？
迟福林：民营医院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非营利为目的、社会资本自愿加入的，比如说一些大老板拿出一部分钱到乡村去建卫生院，以此来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社会形象，这类医院提供的服务显然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另一类是追求市场利润的民营医院，满足的则是多元化的医疗需求。
就当前的医疗体制改革现状来说，我想，它不可能走先前教育产业化老路，不可能走住房不分保障型需求、改善型需求、投资性需求，都推到市场的那种道路，因为医疗跟老百姓的生活关联度太紧密了，如果都搞成营利性医院的话，大家的不满反应会更大，整个社会的倒逼机制决定了多数医院还必须是非营利性医院，他们应该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中国周刊》：可是，公立医院往往会因为与政府主管部门走得太近，自我革新的动力不强，政府主管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监控。
迟福林：是的，理顺公共服务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理想的运行体系应该是：政府是公共决策的主体，比如负责公共卫生决策制定和医疗投入方向的应该是卫生部，如果说以后出现了决策失误或者资金投入不合理，板子第一个就要打在它身上；医院是公共服务的执行主体；另外，还要有一个独立于卫生部和医院之外的中间组织，比如说公立医院监管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一是具体执行钱和物怎么分，也就是卫生部划拨的医疗经费该按什么样的比例分配到各医院，二是直接对医院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行监督；同时，监管委员会履行职责是否认真到位，卫生部和社会大众再对其实施行政或舆论上的监督。这样一来，就能打破“政事不分”的局面，医院不再是卫生行政部门的附属，卫生部门也不再直接插手医院具体事务。
我们现在医疗秩序的毛病就在于，卫生行政部门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而且决策权又十分分散，你看，一个医疗改革方案需要十二个部委参与讨论，其中谁是决策主体，一直都搞得不是特别清楚。一旦决策出现失误，该由谁来负责呢？卫生部肯定会说，我是有责任，但不该负主要责任，谁拍板的你找谁去。
所以说，现在是决策者都不愿意干决策的活儿，都跑去忙着分配物质或执行去了，因为执行有钱有物，干分配又有好多人去找他。不光是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很多领域都是如此。
也正因为如此，未来的公共服务改革不应该是单纯的多投入、广覆盖，里面还涉及公共服务执行体系的建立问题，它与正在进行的事业机构改革、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紧密相关。
考核要向公共服务倾斜
《中国周刊》：说到公共投入与公共服务的关系，当前的状况似乎走向了一个怪圈：地方政府为了加大公共投入，只好不停地卖地，一方面可供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地价也越来越高，并直接推高了住房价格。怎样扭转这一局面？
迟福林：这里面有三个情况需要改变：一是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职责上要有明确的分工，中央负责哪些、地方负责哪些，各司其职、配套问责。你看，过去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乡村为什么实现不了，原因就在于把主要责任都丢给县乡了，县乡很穷，没有钱拿什么投入呢？现在改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投入为主，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财政税收体制的革新，正在酝酿中的房地产税将给地方政府带来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政府收了房地产税，就必须为老百姓提供令人满意的公共服务，否则，人家干嘛要把钱交给你？！
第三是干部考核机制需要转变。过去我们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考核主要以GDP为衡量指标，现在我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相应的考核机制也应该往公共服务方面倾斜。
《中国周刊》：这些经验从哪里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在“十二五”期间能实现吗？
迟福林：北欧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国家，是我们参照学习的主要样本。他们的政府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职能还处于转型中，因此，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把全部的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等都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十二五”期间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可能性的，中央政府确立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这就是说，2020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社会保障不仅要实现城乡全覆盖，而且在相关制度上能确保基本的底线公平。我认为这一目标很可能会提前5年时间完成。所以，我建议把“十二五”期间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个约束性指标。
年轻人的牢骚
讲述人／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春节前，我去参加央视一档财经节目的录制，正反两方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能否缓解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展开辩论。一方问另一方，“这几年我们搞改革，先是把教育产业化了，结果农村孩子上不起大学；接着又把住房商品化，搞得现在大家都买不起房子；难道还要再把医疗也一味丢给市场吗？”
还没等对方抗辩，台下观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的一个同事，好几年前就打算买房，原以为调控能起一点作用，结果楼价却涨得厉害，工资水平还是原地踏步。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无奈地开玩笑，“原来咬咬牙还能买个厕所，现在连个马桶的位置也买不起了！”
另外几个同事出手早，趁房价还没涨得太离谱的时候买了房，因为无力全款购买，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平时省吃俭用，每个月还得盼着发工资，生怕还不上贷款。
幸好大家都还年轻，很少得这样那样的怪病。但还是免不了亲戚朋友谁有个大病小灾的，尤其是北京大医院多，很多患者喜欢到北京来碰碰运气。
前不久，一个朋友的小侄女腿疼，在老家诊断不出病根儿，便来到北京。北京儿童医院是出了名的挂号难，朋友动用了角角落落的人际关系，托了好几个人，才终于挂到了专家号。一家人满怀希望地抱着孩子去了医院，结果专家看了看他们拍的CT片子，说了不到三句话，就让他们去别的科室去做检查。就这样，300元挂号费没了。
漫长的就医之旅也自此拉开序幕：抽血50块，检查费1000块，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其他费用，孩子家长带的钱很快就花干了。之后，他们又带着孩子去了另外几家大医院，折腾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前后花费近万元，最终也不了了之。朋友说，侄女爸爸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光这次来京，就花掉了小半年的收入。
也许，跟农村长大的堂弟相比，朋友的侄女小小年纪就能到北京来看病，还算是幸福的吧。去年，堂弟高考，分数可以上个不错的三本，但每年光学费就要花掉一两万元，这对于土里刨食的叔叔而言，实在是不小的负担。为了不让父母为难，堂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就近读了一所收费相对较低的高职。他说，毕业后想找个一般的工作先干着，一步一步来，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再考研。
我当堂弟的面就夸他有志气，背后却拿他跟朋友感叹生活的不易。朋友们也大多都有同感。我们当然知道，年轻人不该丧失挑战生活的勇气，可是当读书、就业、住房、看病、养老一大堆问题接踵而来的时候，个人的努力显得那样渺小。
回想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候毕业可以分配、工作了可以分房、看病国家买单……“我咋觉得现在我们活得还不如他们以前幸福呢？”一个朋友不解地问。在座的几个人都是80后，没有人能够回答她。
我也很郁闷，但仍旧满怀希望。至于年轻人的牢骚，说明公共服务还是一个未完全破解的课题。在前进的路上，有挫折，也一定能够找到方法。回归貌似无忧无虑的计划经济时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寻求生活安全
公共服务是一个大概念，涉及衣食住行各方面。当下，让民众讲自己遇到的公共服务故事，那一定是多得讲不过来，喜的乐的很多，悲的怒的也不在少数。
公共服务是百姓观察社会最便捷的窗口，这是个具有放大效应的窗口。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到位，他们就会赞誉有加；如果不足，哪怕有些许瑕疵，也会引发牢骚和情绪波动。
这反映的是民众生存在一个社会中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正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
这些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也意识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并逐渐加大了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但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尤其是面对居民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经常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公共产品的概念，对中国来说，还很年轻，它包含哪些方面，它的定性、提供模式等等，还在摸索之中。
摸索是一种实验，实验就难免遇到问题。像医疗的市场化之争，住房的属性判定，教育产业化的再认识等，每一个都是事关民众权益的大问题，而且经常处于彷徨犹疑之中。
为此，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已提出明确的方向，“共享发展成果，应当从群众最需求、最迫切的方面入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需求领域”。
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在哪里？如何强化民众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社会安全感并推进民强的实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改变既往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更改为以公共产品服务质量为政绩考核依据，并且建立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
微博议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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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ren齐：城市电梯理论：大多数乘坐电梯的人都不希望更多的人进来，那样会增加拥挤程度和停留时间。城市原住市民就是电梯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需要外来工服务于自己，但不愿让他们和自己享受同等的电梯待遇。SO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过程，如不打破户籍制度，没有城乡一体化意识，外来打工人员和城市人永远不会均等。
有无之道：建国之初，我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两弹一星”上了天……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没有战胜不了和解决不了的问题！今日我们国家GDP规模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难道说还迟迟解决不了高房价(住房难)、入托难(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吗？
罗家德：在美国办理入学中小学，美国法律会禁止学区管理人员问小孩的父母是不是非法入境者，只要证明小孩住在学区之内即可。因为他们认为受教权是人民的福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国家拒绝给予。这才是社会福利应有的概念。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整理)
寻求均等机会
中国这个经济体正在快速增长。参与这个时代，助推国家成长，既是民企的义务，也是民企的权利。
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民营经济占到GDP总量的不到1%，到2005年时，就已经占到了GDP的65%。截至2009年6月，全国民营企业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70%，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75%。
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给民营经济带来了春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果将民营经济拒之门外，或者忽略了民营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将缺失重要动力，而且民企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将受到严重侵害。
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是民众参与经济的权利，而且是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实现民富进而实现民强的突破口。他们应当享有与国企均等的机会。
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很明确，“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认为，国家扶持民营经济，必须“杀开一条血路”，其关键在于落实“新36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