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几乎在国家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都将清华大学独特的爱国因子不断释放。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1919年5月4日，清华大学高等科饭厅门口贴出了一则布告，上面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则布告出自当时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之手。这一天，地处北京郊区的清华园像往日一般静悄悄，而在城内，北京大学等学生则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

　　清华是用庚款办起的，从建校起，清华人就立志明耻图强。但当时的清华却少问政治，一是因为学校交通不便，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二是多数学生为了留洋而埋头读书。这让清华学生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游行。到了晚上，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城内沸腾的爱国热情。

　　消息传开，清华园内群情激愤，爱国热情涌动，闻一多连夜抄录贴出的那则布告便是极好的例证。

　　某种程度上，这则布告以及随后一个月内清华年轻人的作为，为这所用战败赔款创办的大学注入了爱国的性格因子，并在此后国家进程的关键节点上不断释放。

　　第一次“觉醒”

　　清华园的沸腾从第二天开始。5月5日晚上7点半，清华全体学生集合在体育馆前的操场上，召开大会，中等科四年级学生陈长桐为活动主席。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清华全校罢课。

　　后来，毕业于清华的著名国际活动家冀朝鼎曾说：“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单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

　　大会结束后，学生代表继续召开会议，并正式将活动团队定名为“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和做外交后盾为宗旨，陈长桐出任团长。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国耻纪念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陈长桐带领清华学生庄严宣誓：“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

　　随后，清华同学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到城里开展反帝爱国演讲。据记载，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

　　梁实秋曾随陈长桐进城演讲，在前门外珠市口，他们从附近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陈长桐在群众围观中慷慨陈词，周围人多受其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学生的服装与城里学生不一样，平时都是穿着普通棉布衣服，可是列队进城演讲时却是统一规整，高等科的学生一律着兵操军服，中等科的学生一律着童子军装，颇为壮观，甚至受到城里百姓的盛大欢迎。可也是因为这个，上千北京学生被当局逮捕时，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对于五四运动中的清华学生，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写道：“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中国的“贞德”

　　“觉醒”之后的清华年轻人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935年12月初，日本策划的所谓“华北特殊化”宣言让爱国学生无不痛感华北的沦丧已经迫在眉睫。直接领导北平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当机立断，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大规模抗日救国请愿活动。

　　时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蒋南翔奋笔疾书，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著名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课桌了！”清华园中发出了“一二·九”运动的第一声呐喊。

　　12月9日的拂晓，冒着严寒，清华同学带着连夜赶制的旗帜和标语，徒步沿平绥路向西直门进发。9点左右到达西直门，与燕京等校学生汇合，可是当局紧闭城门，阻扰学生进城。同学们含着泪高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经过商量，领队决定在西直门外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

　　7天之后宣武门下的一幕成为清华学子“热血沸腾”的最好注解：被阻止进城的学生多次试图冲开城门，相持中，清华女学生陆璀贴着地面爬进了城门，她把一根铁门栓抽下，又用手去拧动扣住门环的铁丝，向城外高呼：“冲呀，冲进来呀！”她立即就被赶来的军警抓去了，并遭到一顿拳打脚踢。陆璀毫无惧色，大声质问军警：“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人？”

　　当时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采访，当即发出一条新闻。第二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这篇报道中把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清华年轻人的热血瞬间迅速传遍世界，引起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

　　抗战爆发，偌大的华北真的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国难之际，清华大学不得不先赴长沙，后奔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在这里，除了呐喊与游行，这些年轻人用更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参军，上前线。

　　联大同学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1937年12月10日，国防服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凡本校学生有到国防有关机关服务者得请求保留学籍，其有确定服务机关者并得由学校备函介绍。”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

　　这些学生的去向大致分为三类：去军事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参加战地服务团，分赴各地从事救亡工作；有的去延安、新四军以及华北、华东敌后工作。

　　1941年，日寇占尽空中优势，中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众，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

　　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结果有12人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们经国内外训练后分批回国参战，和盟军一起痛击日寇陆空军。12人中有5人牺牲。

　　据统计，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到西南联大，共有1100多位学生离校参战，这意味着，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

　　23岁半与“200号”

　　1956年1月，《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意在解释艾森豪威尔政府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文章。美国国务卿约翰·弗斯特·杜勒斯透露他曾向北京传达过一条“不可能错的警告”：如果加速谈判解决的努力没有进展的话，美国将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对此，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点吧。”

　　当时，担任清华校长的是曾在民族危亡之刻写出《告全国民众书》的蒋南翔。这位坚持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建设人才”的校长，自然要为国家分担重任。

　　1958年7月，他决定建立以反应堆为中心的原子能教学、科研和生产联合基地。在工程物理系主任何东昌的领导下，工程物理系反应堆工程专业师生开始设计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同年11月，选清河以南、距清华园东北边界约600米的后八家为反应堆厂址，并开始施工。

　　1960年春天，屏蔽实验反应堆在北京南口以东、虎峪村以南地区破土动工。屏蔽试验反应堆最初在校内基建项目的编号为“200”，这就是核研院俗称“200号”的由来。

　　屏蔽试验反应堆是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调试建成的核反应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与反应堆建设的200多人中，有讲师1人，助教10余人，学生100多人，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这是一支不折不扣的“青年突击队”。

　　他们住在帐蓬或虎峪村老乡家中，在村里一座破庙露天开伙。首先自己动手从水库大坝修水渠通水，靠肩扛手抬修通从昌平到虎峪的第一条高压供电线路。接着就是挖地基，搞土建施工。

　　“一马当先，全面跃进。”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4年国庆前夕，这些年轻人不可思议地建成了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原子反应堆，并临界启动一次成功。

　　他们实现了“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的青春誓言，更重要的是，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这打破了国际核垄断封锁，使中国提钚技术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1979年4月，清华原子能基地更名为核能技术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核研院)。

　　现在，这个由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年轻人参与组建的核研院，是我国教育系统中最大的实体研究院，取得了多项顶尖成就：目前，由清华牵头的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的高温气冷堆商业示范电站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进行建设。

　　时代使命

　　77级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毫无疑问，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这是最为特殊的一代，他们从“文革”的苦难岁月中走来，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以一种迅猛的姿态开始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可是清华的年轻人们，就像每一个身处这场巨大变革中的中国人一样，陷入一种迷茫之中：中国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追赶世界？个体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其中？

　　许多年以后，有的人甚至会小心翼翼地求证：“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

　　这种迷茫也存在于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二班同学的心里。

　　1979年12月，新学年开始后，他们以召开班会的形式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可以想象的是，在中国其他的大学，这样的讨论肯定无数次的上演。

　　“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是讨论的三原则，这保证了每一种声音的自由和畅快，而这种自由和畅快在不久之前的中国还是稀缺品。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碰撞之后，一个叫王文一的同学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取得了全班同学的认同。

　　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还把这个口号做了拓展：化工77级2班带个头，把清华全校的学生带起来，然后把整个社会带起来。

　　转过年来的1月26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的《中国青年报》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作为了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随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这句口号。它陆续登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头版，这意味着这句由一个清华班级提出的口号得到了国家政治层面的认可。

　　由此，这句朴实的口号走出了清华校园，引起了年轻人强烈的反响与共鸣，成为那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准则：他们拼命地学习，发誓夺回被耽误的岁月，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后来，“时代使命”被一代又一代清华年轻人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它是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后，两千余名清华学子在美英驻华大使馆前发出的“解散北约，还我同胞，捍卫主权”的愤怒吼声；它是汶川地震第二天，紫荆学生公寓楼前，两个小时之内，上千人排队等候献血的数百米队伍；它是08北京奥运会上，3000余名清华学生志愿者的热情和汗水；它是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中，参与到群众游行、广场合唱、广场联欢和复兴之路演出等活动中的5000多名清华学子……

　　从清华学校到西南联大，再从西南联大到清华大学，这所学校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几乎在国家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将这所诞生于隆隆炮声中的学校所拥有的独特爱国因子不断释放。

　　温诗铸：我的水木清华

　　口述 ／ 温诗铸

　　我是1951年来清华的，1955年留校。到现在，我在清华待了60年。

　　刚进清华那会，清华还很小，路中间是詹天佑修的那条铁路，现在挪了位置。那时候刚解放，我19岁，一腔热血是对国家欣欣向荣的期待。刚进大学那会，班里组织了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去看圆明园，那是民族的耻辱；一件，是去爬八达岭长城，那是民族的骄傲。

　　清华的老师，早些时候都是清华自己培养的，在这里上七八年学，然后继续留校搞教学搞科研。说实话，我在清华读书的四年，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整天搞运动。但是，清华的精神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刚留校那会，钱伟长是我们系里的老师，我负责行政，每个月给他送工资。他就一直和我说，要掌握牢固理论，不要随随便便就动手。这些口传心教，一点点的影响我。

　　清华成立国学院，梁启超就提倡“著书立说”，我理解的是学问要研究扎实，成体系，这是清华早就有的传统。

　　这些年，我认为清华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精神：自强不息。

　　刚毕业那会，我到了机械系。我的领导就批评我搞科研太慢了，他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搞科研，你应该像电影里一样，在前面冲锋……”说完，接着把我拉到保密室去看美国一个侦察机，他们的轴承转得很快，是因为有一种特殊材料。让我去搞那个特殊材料。当时，什么条件也没有，硬是搞出来了。后来，让我搞离心机，就给我一张草图，也是什么也没有，我们十几个人，十个月就搞出来了。克服一切困难，搞科研。

　　但在专注科研的这条路上，因为历史原因，清华走了一些弯路。

　　50年代，学苏联。苏联的教育体系里，有两个特点。一个高校理工分家；一个是高校不搞科研只搞教学。我们心里都觉得这样不科学，私底下，心里都不赞成。能怎么办呢？那些年，清华的理科被分到了北大，清华的校长就开始大量的设置新专业。包括，工程力学，工程物理学，工程化学……等等。在各个理科学科前面加上了工程。这样，看上去是工科了，实际上还是理科的内容。那时候，清华还以教学的名义建立了科研实验室。看上去是搞教学，实际上还是搞科研。

　　从反右开始，到后来的“大跃进”，再到庐山会议，每次，清华都被抓走一批人，都是一些坚持科学精神的老师。我有好几个同学，都被抓了。当时，我也思想不通。但是又不能对着干。所以，我是白天搞科研，晚上写检查。那时候，我是双重人格，整个心态很别扭。“大跃进”那会，搞超声波和大炼钢铁，我都没参与，我觉得是违背科学的。我被批判为“骄傲自大，自己觉得比党还聪明”。还给我扣了三个帽子。

　　清华的另外一个宝贵的精神，是行于先。

　　我们住的那个家属院，是北大、清华两个高校老师一起住的，刚入住那会，没有通水，下水道也有问题，北大的老师就写报告，向上面反映情况，也写大字报到处贴。我进去入住的时候，一看，哪里不行，自己动手赶紧修，修完了接着装修，然后很快就入住了。清华的老师一般都是我这样的，自己动手干。

　　我现在搞的这个实验室，好几个亿的项目，没有花清华一分钱。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科研项目，写报告向国家申请经费，或者自己到企业做调查。学校也一般不会给我们提具体的要求。我甚至觉得，清华的校长很好当，各个老师都自己要求自己，有了想法，接着就行动了，没那么操心。路上遇见顾秉林，我们聊天，他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们都是自己在要求自己。清华的老师就是这样。你看，在清华，大家讨论一个话题，接着两三天就有人去做出来了。动手能力强。

　　清华最宝贵的，并且对我影响最深的也就是这两个精神，这是好几代人传承下来的。

　　(中国周刊记者张友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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