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

　　1949：新旧交替时刻

　　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清华大学是第一个被解放和接管的“国立大学”。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1949年1月10日下午2时，全校教职员二千余人齐集大礼堂。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宣布：“今天清华大学从反动派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的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的新纪元。从今以后，它将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民的大学了”，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自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清华大学宣告解放以来，清华大学再次走在历史潮流的前端。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说：“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

　　尽管深受全校师生爱戴的梅贻琦校长和“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寅恪教授等人选择在此之前离开，绝大多数清华教授都选择留下，和学生们一起迎接新时代。

　　“蒋管区的解放区”

　　1947年夏天，17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大一学生滕藤，决定退学，重新报考清华大学，结果他考上了化工系。多年之后，滕藤回忆，因为追求进步，“更加向往清华这个被称为‘小解放区’的学生运动‘堡垒’。”

　　除了滕藤，那一年，还有何祚庥、金凤(蒋励君)等17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追求进步，向往清华学生运动的氛围，退学再考入清华大学。

　　入校之后，滕藤发现选择果然没错，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多，进步活动也多样。他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1948年9月，滕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清华园，1926年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经过“一二·九”抗日救亡等运动的洗礼，解放前夕，已经发展成为清华学生组织和运动的绝对主力，非常受学生拥戴，所开展的活动基本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而国民党举行的反特行动，因为极孤立，反而要秘密进行。

　　入党之后，滕藤想发展同宿舍的好友王浒一同为党做事，组织好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不过，很奇怪，当他提起这件事，平时也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的王浒，却笑笑不置可否。

　　滕藤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担任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的王浒，当时已经清华地下党组织的骨干成员。

　　清华地下党员基本是单线联系，互相如果没有联系，就是同班同学，都不知道彼此身份。滕藤是在清华解放后，参加北京市委、地下党在颐和园附近组织的两次清华和燕京大学党员培训活动，才知道同学中到底哪些是党员。1949年3月到1950年3月担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的彭云尤其让他感到吃惊。

　　在清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下，抗日救亡时期就被喻为“蒋管区的解放区”的清华园，革命力量越发壮大，当时全校已经有了200多名地下党员，占全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大多数系都设有党支部，都有党员在活动。在教师队伍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党领导下的地下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

　　在1949年来临之前的半年，清华园就已经在组织上为它成为全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时刻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终于按捺不住，派出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其中清华有59名学生。

　　从国共内战以来，北平的清华、北大、燕大等大学的学生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罢课、游行等抗议活动就没断过，一浪高过一浪。两年中，清华学生罢课达13次，罢课时间累积两个月。

　　当然，国民党的动作也从未停过。早在1947年9月，国民党教育部就曾秘密向校方提供了一份81人的黑名单。1948年6、7月间又与各校“会商达十余次”。

　　“黑名单”上的人，军警们一个人都没搜到。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陪他们一起搜查学生宿舍的清华中文系主任李广田，就是共产党员。

　　学生没有抓到，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清华的教授，国民党也没能带走几个。

　　11月下旬，已经确定要逃往南方的国民党，打算“南迁”清华、北大等一批名校。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团在壁报等宣传工具上进行揭露斥责，教授们乃至校领导的绝大多数也都反对“迁校”。

　　随后国民党政府又紧急制定了“挽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于1948年12月中下旬派专机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分两批南下。梅贻琦和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陈寅恪教授选择了离开，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广州。

　　不过，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冯友兰就曾表示，自己留下，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认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有一天，蒋介石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一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看到机上很多空位，便携家带口趁机回家探亲。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

　　解放清华园

　　共产党当时的做法， 和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8年12月13日，国共在北平西郊战事交锋。有清华两个学生找到解放军，希望不用炮击，不然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以及多处古迹。得知之后，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

　　毛泽东又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而清华园内，除了一开始听到隆隆的炮声，之后，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事，14日一早，师生们就发现，原来退守到清华园内，甚至已经在化学馆前布下好几门大炮的傅作义部队，人和大炮都不知所踪。

　　12月15日， 当时主持校务的冯友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 “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他提出，去留悉听尊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清华园获得解放，清华大学成为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立大学。

　　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18日晚，两名解放军代表在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的带领下，来清华找到梁思成教授，请其将北京市内重要文物建筑标在一份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解放军就是多流血，也要保护它们免受炮击。

　　之后不久的日子，又来了几位解放军，请梁思成编写了一份全国的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准备发到解放军各部队。梁思成立即带领年轻教师胡允敬、朱畅中、汪国瑜、罗哲文等连夜工作。一个月后，一本厚厚的《全国重要文物简目》及一份《古建筑保护须知》送到解放军手中。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有很多是参照这些资料。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清华师生纷纷前往围观站岗的小战士。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这些举动，极大地争取了教授们的心，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宣言指出：“我们清华、燕京两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对于新解放区大学的管理，中共中央早有计划。194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出对于当地学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我军所到之处，不许侵犯学校的财产、图书、仪器及各种设备。”

　　1949年1月16日，北平解放前夕，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再次重申了对原有大学的政策，“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清华有人要吴老(指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等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一样，先维持下来再说。”

　　走进新时代

　　在巨大的新变革面前，年轻人更加无法平静。按照清华校方的决定，学生上课到1949年1月8日止，开始放寒假，可是学生早已无心读书，忙于筹备进城工作，总是请假。寒假里，清华园内更是锣鼓之声不绝。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在学生们的带动下风靡全校师生。两个同学迎面走来，甚至打招呼都扭着秧歌。每日清晨，体育馆前扭秧歌已代替早操。

　　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清华同学专门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还把全校同学编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三个小队。当时全校同学大约有1900人，参加工作的同学就有1821人。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而留守的教授们，即使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个人生活都没有安定下来，整天都为柴米油盐发愁，他们都依然坚守在职业岗位上，坚持教书育人，甚至仍然不断地探讨、寻求更好的教学方式。

　　1949年5月4日，军管会成立新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21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叶企孙等9人为常务委员，叶企孙任主席。军管会决定，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

　　据清华校史记载，1949年，虽然全国政局动荡，但清华大学基本保持稳定，教学实验设备等仍有增加。各系的教学、科研设计都没有停滞，甚至有了不少新的突破。

　　1949年秋季开学时，文、法学院增加了一系列课程：辩证唯物论、哲学问题讨论、社会主义名著选读、毛泽东思想、马克思经济、组织与管理、农村社会学、资本问题等。后又根据华北高教会决定成立了“大课委员会”讲授辩证唯物论等课。

　　1949年清华园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4月9日的一场婚礼。在无数双清华学子、教授的目光之下，将于当年6月从土木工程系毕业的上海小伙子林建平，牵起了穿着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何佩英的手，迈着导师梁思成和其夫人林徽因亲自教导的步伐，一步一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现场一片欢腾。

　　他们是清华大学解放后出现的第一对新人。六十多年后，这对当年的新人回忆，婚礼的一切都是由老师和同学们准备好的，大家和他们一样，就是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同样崭新的清华园里，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清华园解放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所住的新林院8号仍然保持着抗战前在总布胡同的“下午茶聚”。但是从1949年9月下旬之后，茶聚已经完全变成了工作讨论，客厅里也满是各种设计图纸。

　　因为从那时起，梁思成、林徽因和建筑系的十名教师一起参加了国徽的图案设计工作，她将自己的心血和学识全部倾注于这项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于1950年6月被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选定为国徽。后来，林徽因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的设计。

　　9月21日到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奚若、梁思成、费孝通、吴晗等教授参加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采纳了张奚若关于新中国国名由“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

　　那几天每天晚上清华大礼堂都座无虚席，群情激昂，由出席政协会议的清华教授们传达当天会议的情况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当队伍整齐、精神昂扬的清华大学方队作为最后压阵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主席台时，毛泽东高兴地回喊出了“清华大学万岁”的口号。

　　整个1949年，清华园的人沉浸在亲身参与大时代的极度兴奋中，气象一新的时代，也的确具有魔力，人人裹挟其中，跟着时代洪流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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