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犀利的批评家

　　如说批判，他骂蒋介石独裁，也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若说建设，他对新中国“国号”做了一锤定音的贡献。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综合报道

　　抗日战争时期，张奚若是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主任，中间曾一度被国民党聘为参政员。在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当着蒋介石的面骂国民党腐败、独裁。蒋长时间按铃欲阻其发言，“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不但不予理会，说完之后还搞了个愤然离场，拂袖而去。后来，参政会再开会，国民党政府给他寄路费和通知，他回电报拒绝，上面写“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57年，共产党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主席向他征询意见，他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评价之。

　　叱咤政学两界

　　先后被国共两党领导人奉为座上宾，这个张奚若到底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本事？

　　张奚若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辛亥革命中经历血雨腥风。后来，袁世凯窃国专权，他留洋海外寻找出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捧回了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曾计划创办进步杂志，但却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改走仕途，先后担任过北京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等职。

　　民国期间的仕途之旅并没有显著的亮点，倒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参政议政，深厚的政治学素养才逐渐释放开来。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围绕新中国“国号”问题，与会者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国”两者之间争论不休。张奚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我认为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解释说，“人民”二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没有必要再用“民主”重复一次。最后，大会采纳了他的意见。

　　更多时候，他的身份是老师。从1928年开始，他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华和西南联大执教，直到1952年9月出任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长，才正式结束长达24年的教师生涯。

　　在教育思想上，张奚若主张“兼收并蓄”，他的学生何兆武回忆说，张所授课程主要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西洋哲学，其总体思想偏向于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并不怎么认同。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 《国家与革命》列为必读书目，规定同学们课下阅读。

　　他侃侃而谈的性格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51年毕业于清华的朱镕基对张奚若印象特别深刻。2001年，他回母校做告别演讲，就特别提到这位老师，他说，“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

　　学术方面，他吝惜笔墨，目前所能查到的仅有《张奚若文集》里的11篇论文，据说每一篇都含金量十足。

　　著名法学大师王铁崖曾于1931年读到其中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他评价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风云转圜的人生

　　能言敢谏者，大多逃脱不了因言获罪的命运，张奚若也不例外。

　　1936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触怒了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国军将领宋哲元，《独立评论》因此被停刊数月。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批评也让毛主席颇为反感。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提起这十六个字，并反驳说，“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当时，同样批评毛主席“好大喜功”的还有民革创始人陈铭枢，毛就把两人放一块儿批评，“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在后来的“文革”中，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而张奚若却因为是辛亥革命元老，并且曾经批评过蒋介石，被周总理列入了需要保护的高级民主人士名单，未受太大的冲击。

　　1958年2月，张奚若被免去了教育部长的职务，给他安排的新岗位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这是一个部长级的闲职，而且与他自1949年12月起担任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职务高度重合。1973年7月，84岁的张奚若终老在了外交学会会长这一位置上。

　　虽然身世颇多传奇，但这个清华校园里走出的“批评家”却没有足够详尽的资料。2006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包丽敏到国家图书馆检索张奚若，没有任何传记，只有一本《张奚若文集》，在里面收录的11篇学术论著、18篇时评和21篇政论中，仅有3篇是1949年后所做。

　　蒋南翔：开创新清华

　　如果说，梅贻琦是“旧清华”的一张“名片”，蒋南翔则在解放后塑造了“新清华”的精神，有人说，“今天的清华，依然是蒋校长的清华”。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综合报道

　　1952年的最后一天，阔别母校15年的蒋南翔，以校长的身份回到了清华大学。自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之后，清华总算有了新校长。

　　蒋南翔是清华大学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校长，任期近14年，人们习惯称他治下的清华大学为“新清华”，以区别他与前任梅贻琦及之前历任领导下的“旧清华”。

　　从学生到校长

　　39岁的蒋南翔从团中央调出，来到清华大学，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也是他的主动选择。当时，除了清华大学，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也希望他去工作。

　　1932年9月蒋南翔考入清华文学系之初，对自己的规划是当一个学者，因此，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他埋头学习，给人印象也是诚朴寡言、沉静深思，显得有些腼腆。

　　不过，国难当头，蒋南翔的书桌没法平静。他开始加入清华校园里的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社联小组等各种类型社团组织，也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的名义，派5000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但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包括校长梅贻琦都提前通风报信，蒋南翔等人得以逃离。蒋南翔后来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

　　在这样的环境里，蒋南翔迅速成长。1933年10月，大二的蒋南翔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组织各种爱国救亡活动：集会、结社、出刊……到1935年他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是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了。

　　就是在组织和领导 “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中，蒋南翔撰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全中国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离开清华后，蒋南翔一直很关注母校。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他就和其他38名清华同学成立了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并被选为总干事。1943年，蒋南翔和会长曹葆华还曾代表分会致函问候梅贻琦。解放初学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候，他也很关注清华的情况。

　　在华北乃至全中国终于可以放下平静书桌的时候——这恰好是蒋南翔当初投身革命的原因，已经位列中共开国功臣、前途大好的他，选择回来当校长。

　　按照党的要求办学

　　1952年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这次院系大调整，在当时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但三十多年后，它又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蒋南翔上任时，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已被调走，只剩下的工学院，也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一向被称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终结。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很心痛，他曾对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刚到清华，就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蒋南翔制止了这件事，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正是蒋南翔这番话，保住了清华大学的文脉，多年后，当清华试图恢复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时候，这批藏书成为宝贵财富。

　　不过，尽管对母校心存惋惜之情，蒋南翔贯彻起中央的既定方针，丝毫不打折扣。1951年6月，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就职演说中说：“我认为建校方式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蒋南翔更加不例外。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把她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而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蒋南翔做的，就是坚决贯彻中央改造旧教育的政策，把清华大学建立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这一过程，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充溢了痛苦的记忆。

　　“政治辅导员制度”

　　职业革命家出身的蒋南翔，深知要完成为“旧清华”的改革，最可靠的保证就在于自己培养忠诚的新生代。挑选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都保持的一项工作制度。创立者就是蒋南翔。

　　1953年1、2月间，蒋南翔从三年级学生中亲自选拔25名学习成绩好、政治觉悟高的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既可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可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

　　随后，他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些新辅导员，补充学生的政工干部队伍，并制定政策，政治辅导员可以推迟一年毕业，保证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又能学好知识。后来也有一部分辅导员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

　　蒋南翔要求政治辅导员“两个肩膀挑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工作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以后俗称“两肩挑”。他鼓励大家，“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

　　蒋南翔对政治辅导员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钟爱有加，他对学校行政部门说：“他们(政治辅导员)毕业的时候，学校可以负责向人事部门介绍，分配给他们最好的工作。”

　　1963年初，他在清华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实施十周年时，他提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

　　事实证明了蒋南翔的远见。自19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清华毕业生中成长为国家和省部级领导的，就有不少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据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九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

　　清华频出政要，根子就在蒋南翔。有一次北京大学吴树青问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张孝文，为什么清华的毕业生后来做省部级干部的那么多。张孝文回答，蒋南翔非常重视学生参加社会工作，培养他们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做一名服务于国家的劳动者，并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蒋南翔1953年9月出任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1960年出任教育部副部长，1965年出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由他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也成为其他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的滥觞。

　　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政治辅导员制度其实也是蒋南翔最为知名的“又红又专”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是蒋南翔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摸索出来的一条办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路子。

　　在蒋南翔看来，清华培养的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做到“又红又专”。蒋南翔形象地比喻学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但不论哪支代表队，他都要求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能够全面发展。“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他在清华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口号。

　　对教师队伍，蒋南翔的要求也是又红又专。他提出“两种人会师”的主张。即帮助掌握较多业务知识的老教师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帮助年轻的党团员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使两种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在清华大学形成了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学术水平好、思想觉悟高的师资队伍。

　　吸收老教师入党，也是蒋南翔的首创。1955年他亲自介绍副校长刘仙洲入党，他为此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一批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学术水平越高的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高。

　　“又红又专”的教育思想对清华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影响至今都非常深，尽管蒋南翔从1966年就离开清华大学的领导岗位，而且已经去世23年，不少清华研究者都指出，“今日清华大学，仍然是蒋南翔的清华”。

　　有研究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提倡“又红又专”其实就是在保护“专”，如果没有“又红又专”的教育理念，建国以来清华大学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贯彻落实的前提下，蒋南翔一直都在努力按照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来办学。这也是蒋南翔今天会被当成一个教育家而非单纯的政治家被怀念的重要的原因。

　　在那个一切唯苏联是从的教条时代，蒋南翔到清华第三个月便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学习苏联过程中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倾向，强调“制订教学大纲要体现国家的需要，是中国化的大纲，不是苏联的大纲”。

　　1958年“大跃进”，中央批判所谓“三脱离”，发动“第二次教育大革命”，把劳动引入教育，让教学以生产为纲，蒋南翔并没有一味跟随，而是审时度势，力保清华正常上课，教育质量不降低。

　　也就是在1958年，在蒋南翔的热情支持下，水利系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承担起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时至今日，北京的市民们仍然在享受着密云水库的福祉。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从那时起成为清华传统。

　　“文革”期间，蒋南翔被打倒，他领导的清华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了。直到1979年2月，经邓小平提名，调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才重又回到教育系统。1986年1月，突发心脏病入北京医院， 1988年确诊为胃癌晚期，5月3日逝世，终年75岁。蒋南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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