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求稳可能抑制才智释放
过度求稳可能抑制才智释放
中国周刊记者 徐一龙 北京报道
2011年，在南开大学周立群教授的指导下，5名南开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组成课题组，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4所院校的1416名2011届本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发现，58.66%的受访者把“工作稳定程度”作为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2009年，周立群教授曾指导学生做过同范围、同内容的调查，他比照两次调查结果发现，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比例都有所提高。就此问题，本刊专访了周立群教授。
中国周刊：最近几年，有哪些因素影响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人生规划？
周立群：首先是大学生自身职业规划意识增强了，很多同学一进入大学，就参加各种有关职业介绍、经验交流的讲座。年轻人职业规划时间整体提前，原本用于企业招聘员工的性格、职业测试，开始在高中生中流行。
其次，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企业调高用人门槛、学生调低就业预期的“就业移位”现象，大学生就业能力、心理素质等个人综合能力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加之，目前毕业生总量过剩，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已达631万人，这都给毕业生们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中国周刊：目前年轻人对未来的选择，是否有求稳过度的趋势？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周立群：目前年轻人求职过程中，表现出过度求稳和“国进民退”的趋势。
这主要因为金融危机期间的就业严冬中受冲击最大的外资、民企大规模裁员、倒闭，这一“教训”使毕业生记忆犹新，这导致了在求职中把工作稳定程度排在首位。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诸多领域呈现扩张趋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公用行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了建设和扩张力度，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在国企工作的人员也未遭受解雇之冲击。“父母择业”更是引发体制内就业潮流。大学生择业时“全家总动员”的现象越来越常见，父母对于子女择业的意见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父辈普遍认为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地位较高、生活稳定，而民企社会地位较低、创业风险过大，因此更期望子女在体制内就业。
中国周刊：过度求稳的趋势，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立群：“过度求稳”与“国考热”、“国企热”反映的是当今大学生的一种理性心态。然而，这种选择若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也就多了一份稳健，少了一份激情。它会使青年人失去更好释放自身才智的机会，尤其在中国这个充满着机遇的变革和发展时期。
大学生是社会中最具创造性、最有活力的群体，是支撑社会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主要力量。但正是由于社会变化快，个人前途难以预测，求稳成为就业的理性选择。然而，过度求稳心态会造成社会创造意识的缺失，一旦借助职业群体蔓延成为社会风气又会传导至下一代大学生的求职选择，形成恶性循环，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周刊：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有人开玩笑解释说：因为学金融的一流的学生都去了华尔街，二流的去了监管部门，二流的学生肯定管不好一流的学生。现在，体制内的机构拥有更多的学业优秀的年轻人，对这些机构而言，应该做些什么呢？
周立群：体制内就业为相关单位提供了大批人才，如果体制内单位能抓住当前人才供给旺盛的良机，改进用人理念和工作机制，更好地发挥其才智学识和激情活力，体制内就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单位的经营思路，是利用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来改进、优化经营活动和工作流程，还是将大学生的激情和思想磨平以适应现有制度的要求？是制度束缚人还是人改进制度？这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制度为本的问题。
当我们毕业时……
下面的几篇文章，是六个人毕业后的故事。当他们毕业时，他们的人生选择有自己的因素，也有时代的推动。
他们是不同时代的毕业生——1950年代的王蒙，无需介绍的著名当代作家，成名之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在讨论青年的选择；1970年代的金中一虽为地方司法局局长，但被媒体列为“微博界中国最具影响力官员20强”；1989年毕业的朱学东，《中国周刊》的总编辑，他选择从中央部委离开；1990年代中后期的蔡骏，他曾进入过稳定到可以养老的单位，但最终靠写作回到了青春；还有1990年代末的潘采夫，如果没有当时“冒失”地辞去公职，我们将看不到他的《贰时代》；2003年提前“毕业”的王兴，网络时代的创业者，从校内网到美团网，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一些公众人物，而当年的选择与当下的成就，当然关系密切。
这是个同题“作文”，每个青春已过的人，都可以来写这篇“作文”；不管你写不写，对每个年轻人来说，总有一天，也会面对这个题目。
青春激情高 选择余地小
毕业生：王蒙 毕业时间：1950年 毕业学校：中央团校
我出生在1934年，是“30后”，我和同龄人的青春岁月是在1950年代度过的。当青春勃发的我们走向社会之时，也正是新生的中国豪情万丈之时。
那个时候，所有的年轻人都处于昂扬兴奋状态，认为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从此好时候开始了，未来所有的一切——国家和自己，都只会越来越好。于是，新中国建设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什么。
在这种信念和激情下，即将投身社会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准备，为这个新生的国家作贡献。
不过，与同龄人相比，我有比较独特的经历：十四岁加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岁退学当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态走向社会，是1950年5月我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毕业之后重新开始工作。
正好在这个时候，苏联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宁著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书中提到青年不但要学习先进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纪律严明、谈吐优雅，甚至应该有健康的身体，如舞蹈演员般美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身姿。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应该是全面发展，而不是资本主义流水线对人的片面铸造。
建国初期，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尤其是重工业。我记得从德胜门往北就是北京著名的大学区——分布着钢铁、石油、地质勘探、工业等苏联援建的八大院校。这些是当时全国青年学子都非常向往的学校。
那个时候，钢铁、石油、地质勘探等和工业化有关的专业是青年学生首选的热门专门。此外，工业管理专业也非常热门，中国人民大学就有这个专业。
能够到最基层最一线为祖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面临毕业的青年学子最想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报纸上整天宣传报道的就是这些青年人到边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了。
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学子对未来火热生活的想象，从而忽视了对未来困难的考量。
事实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临的选择非常少，不管学得多专业，准备得多全面，最终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设的需要。青年学子自我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都需要服从整体的安排。
但是，那个时候，不管国家发出什么号召，青年人都会热烈响应，而且坚信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就对自身发展也有好处。面对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也绝不会退缩，从不考虑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车子……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头脑中压根就没有这些，只要有个可以放下几块板的地方睡觉就行，三块板子往凳子上一搭就是床。
从中央团校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团市委，分配到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负责人。
我和身边那些同样年轻的同事一样，成天想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是健康、优美、整齐、火热、聪明、高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战则必胜、所向无敌的青年男女。
我们这些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在当时社会也备受尊敬，而且我们自视都颇高，但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和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我们多少还是有些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对他们更为火热的生活很向往。
我记得，苏联作家安东诺夫写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说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建筑的女大学生尼娜，在巨大的建筑工地上的艰难与勇敢，眼泪与欢笑，沉醉与沉静。受这部小说的影响，我甚至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献出我的热情和才能。
我被领导断然拒绝。因为我当时没有条件去学建筑炼钢，我才想到用自己的笔反映热烈的生活，才会在19岁的时候，提起笔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1956年创作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记者邓艳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