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
毕业生：金中一毕业时间：1977年 毕业学校：海宁三中
毕业时，我15岁。虽说高中毕业，其实也只上了九年学。那时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六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制。
毕业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想法，当工人、教师、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但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毕业后还得乖乖地回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城镇户口的同学有一部分作为知情下乡插队，与我们看似相同；有一部分则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当时，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终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产队，男劳动力最高10分，大多数是9.8分，有的会更少些；妇女最高7.5分，大多数7.3分。按我的工分数可以跟妇女一起干一些轻便农活，但由于我们队的土地处在沪杭公路两侧，常会遇到路过的同学。我又爱面子，怕同学看到和妇女一起干活笑话我，所以不管当时自己身体瘦弱，也跟男劳力一起干活。
当年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粪、猪粪、羊粪，一口气走一公里多。至今回想，也还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为高中生，当年也算是生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农忙季节也帮助会计做一些记记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条之类的轻便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到有报纸的人家看看报纸，关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过“跳龙门”，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不过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国家出新政策，可以考高中中专，我便也报了名，当时想只要“户口”前面能加上个“非”字就很满足了。结果成绩出来还是少了两分。又因我非常喜欢地理，也想过去考地理专业，可谁知地理专业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学。我还报考过浙江美院，其实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来，我开始学着写报道，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就写了寄给海宁县广播站、浙江日报。那时，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编辑部都会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费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时还赠送一些如何写报道的参考书。由于写稿多了，编辑部寄来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会写报道的年轻人。其实，头一年多时间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单全部是“未用”。但渐渐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报道上了《浙江日报》，我也成了海宁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
因为编辑部的信函，使大队干部发现了我这个“人才”，我便有了到小学当几天代课教师和扫盲夜校教师的机会。
还记得那一年，高中同学卢志明来找我与他合作贩卖养蚕用的竹匾，我当时想，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我一个进步青年怎能做这些事情呢？那时我正在争取当上中国最小的官——共青团分支部委员。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跟着卢志明干了，也许蚀了老本，也许会像他一样成为千万富翁。
当初，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回家后，除个别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考取大学继续读书外，有关系的马上进了社办企业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工人或国家干部的可顶替父亲进城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参军去。
说起顶替，一些父亲年岁也不大，只为儿子能进城安排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适、多富有，都坚定地提前退休，让位于儿女。
1980年，家里凑了800元 “投资款”，让我进了钱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厂，当上了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第二年，公社又把我们重新分流到了钱塘江边的公社造纸厂。后来，公社要一位搞村镇建设规划的人，领导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调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为乡政府，继而镇政府，我也就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
从政后由于岗位变换多、单位调动多，从事过共青团、规划、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司法、法律服务等三十多个岗位。职务也从乡政府的助理员、部门负责人、下派村支书到副镇长、开发区副主任、主任、局长(包括援藏局长)、副县级干部。
在这一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更多的还是服从组织分配。
回顾卅年，年轻时想得太少思想不够活跃，想得太多也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虽要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但还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实事，抓住眼前的机遇。
幸运儿
毕业生：朱学东 毕业时间：1989年 毕业学校：中国人民大学
在我这一代人中，我觉得，我算得上是个幸运的人。
大学牌子还算不错。乡亲曾跟老父亲说，你家儿子大学毕业最起码是个县级干部啊。
不过，真正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时代。
与如今高校的功利主义和职业教育相比，那个时代周围充溢的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精神，让我相信是种子总会发芽。
那个时代毕业的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的。
我的几位师兄选择去深圳和海南的时候，我惊讶于他们的勇气。那时候的深圳和海南，颇有孤悬天涯的感觉。
到我毕业的时候，1989年，国家开始试行双向选择。
我毕业前曾经给新华日报写过一封自荐函，他们很客气地给我回了信，婉拒了我。后来我接受系里的推荐，到北京大兴一个工科院校当一名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员。这多少与父母的期待有些距离，更遑论乡亲们热衷的传说了。当老师也是我的理想。但我终究没有想到，后来的经历与想象中的相差何止千里！
也就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锻炼一到两年。我在北京总后3209厂干了半年，给印刷机上纸、装订、打包，及推纸筒，这与我学的哲学毫无关联。
不过，我还是很幸运。我的工作是在1989年4月之前已经确定的。同届的许多人，毕业时没有工作，发回了原籍。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北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多年后，他被媒体关注时，正在街上卖猪肉。
很多人羡慕那个时代。他们不知道，国家一切都安排了，你没有选择。不过，也是从我们开始，在国家安排之外，另一个世界渐渐浮现了。虽然，那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信息闭塞。我经常骑着一辆26金狮自行车，来回奔波于大兴黄村和海淀之间，去城里的同学那儿聊天，了解世界的变化。也是这种锻炼，让我柔弱的体质渐渐变得强硬，意志也愈益坚强。
1990年夏天，我孤身骑车旅行，带了条凉席和一张床单，一本书，是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那一趟旅行，骑行最远的一天，早上从杭州西湖边出发，沿着杭州湾，一路骑到了上海奉贤的南桥镇，将近200公里啊！
后来我常常感谢当年的这种艰苦的自我训练，让我遇到挑战时，总是有被动的勇气和意志来应对。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亿万富翁频出，教授卖茶叶蛋的新闻正在社会发酵。我的同事们在黄村，卖起了螃蟹(从塘沽带回的)，馄饨和面条。而我，则在学院布告栏里，贴了张海报，出租图书，美其名曰“千古文人侠客梦”。我还参加了书商组织的攒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古人的家教家训之类，翻译成现代汉语。为此，我还买了一套辞源，花了我近两个月的工资。当时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吃饭时，有份水煮肉。
电视剧《蜗居》流行时，我很不以为然。谁一开始就拥有一切？我结婚的时候，是在黄村的郊区租了间平房啊。
社会变化太快，很多需要时间实现的东西，一下子像压缩饼干似的，压到了一个层面上，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追求趋同了，这是社会的病态。
黄村的日子困苦却也安逸，但无法实现自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离开的心越来越重。
我考过研究生，专业分数很高，英语太差；想去媒体，第一家找的是首钢筹备中的一本杂志《生产力研究》，后来终究未去；想去光明日报，没想到它变化那么大……
我后来去了机关，虽然我对机关一无所知。不过，我赶上了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机关帮忙了。幸运的是，我考得也还不错。进了机关，自己努力，同事尊重，领导信任，一切顺风顺水，让人羡慕。
当我选择离开机关的时候，朋友们很惊讶。直到今天，还会有人替我遗憾，我总是笑笑。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得失寸心知。一位领导同志曾说，朱学东现在做的是正事。这让我很开心。
后来我做过报纸，办过杂志，干过公司，每一次选择，似乎都逆社会潮流。我曾专门写过篇文章，谈自己的背运。但无论怎样，我都没有放弃与文字的交道，以及梦想。
每一次经历，都让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积淀，让我有了新的进步。人过四十还有进步，多不易啊。
不放弃自己，不放弃理想，才能改变自己，影响周围的人。无论多渺小，把每一件能做的事做好，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为那只能掀起滔天巨浪的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