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我没成为“橡皮人”
幸好，我没成为“橡皮人”
毕业生：蔡骏 毕业时间：1997年 毕业学校：上海邮政学校
我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中学毕业后，就直接参加工作了。曾经，我认为这是一件颇为遗憾，偶尔也让人觉得自卑的事。
那是1997年，那时，我才十九岁。中学毕业后，我直接就去了上海邮政上班。刚开始工作那年，国有企业还被认为是不错的单位，起码是一个不用担心丢饭碗的地方。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邮政的优势越来越少，尤其是我工作的单位，几年来工资几乎停滞不前，有不少同事都跳槽了。有一次，与几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吃饭，随意地问起互相的收入，而我的工资收入，居然低到他们都不敢相信。
更让我害怕的是，在单位里，我做着平凡而无聊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因为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
王朔有篇叫《橡皮人》的小说，今天对于“橡皮人”的注解是，“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当时，我感觉单位里的同事们，甚至包括少数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差不多都已悲哀地成为了“橡皮人”。
幸好，我从来没有成为过那样的人。
我喜欢文学，那几年心情阴郁的时期，大概正好激发了倾诉的欲望，不倾诉给身边任何人听——只写给自己。2000年，我开始了上网，并尝试把最初写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那时的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
再后来，我开始创作悬疑小说，从此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2002年底，我被调到一个几乎是闲着没事的单位，负责撰写企业的史志和年鉴。在那里上班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工作的大楼有八十多年历史，每天面对许多发霉的档案，还有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公文，从清朝灭亡那年的一直到21世纪初。大多数人将之视为养老圣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研究历史的，尤其是能面对大量数十年前的文字，我甚至从中找到了许多五四时期首次发表的文学作品(或许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孤本吧)。
2005年，我忽然发现通过写作，已足够可以养活自己了：一年写小说挣来的版税，已经超过了单位发给我工资的几十倍。然而，当时我还是没有选择离开，继续维持了这样大约两年的时光。那时对我来说，上班已成为了一种习惯，似乎我永远不能适应每天待在家里的自由作家的生存状态。
到了2007年初，我决定办第一份杂志，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终于离开了原来的单位。
我既不觉得离开得早，也不觉得离开得晚，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各自恰当的时机，我不能说你们一定要离开原来安稳的单位，我也不能说你们要继续享受国有单位的种种幸福与无奈，我只能说：当你的内心真的无法再让自己停留下去的时候，那就不要再束缚自己吧。
如今，我不但能够依靠写作衣食无忧，还可以顺利经营自己的出版公司，维持十多名员工的生计。前一段，公司里有过一名女编辑，突然提出要离开，原因并非工作不顺心，而是父母为她在老家安排了一个公务员职位。我没作挽留放走了她，虽然我觉得公司还是需要她的。但我心底为她有些许担忧——或许她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几个月后，我听说她并没有回去做公务员，而是去了一家民营文化公司，我立即向她表示了祝福。
不过，回想自己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依然感到有些遗憾——我没怎么享受过那个年纪的青春期应有的无忧无虑，我在朦胧地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担心或许终生都要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少年时原有的一切纯真与热情，渐渐被麻木不仁的生活所同化，渐渐为了几百元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渐渐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生命航道里随波逐流。
我更羡慕的是十六岁以前，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梦想，我的梦想小学时是考古学家，中学时变成画家还痴心妄想地考过美院，最后才成为了一个作家——至今我仍对“作家”两个字感到汗颜。可惜，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实现这些梦想，他们的似水年华，被漫长无情的时间和日益庸俗的世界共同谋杀。
你有没有回想过，你少年时的梦想是什么？
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
毕业生：潘采夫 毕业时间：1999年 毕业学校：郑州大学
回头一想，我毕业的时间已经是很遥远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旧世纪，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学生不为工作发愁，他们不喜欢当公务员，最向往的职业是外企当白领，那时候考研不为避开就业，想进银行就能进银行，中石化和中移动还没开始牛气哄哄，我进了一家省级机关报。
作为新闻系的学生，进入那家报社，基本上是最好的去处，所以他们招人时也挺顾盼自雄，那一年，他们宣布不要本地大学毕业的，清华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毕业生才行，只有广告处要一个广告学专业的，我是学广告学的，于是我就混进了党报广告部的队伍。
刚到报社的时候，常有同事问我认识谁谁谁，或者送了多少钱。好吧，我谁也不认识，没有钱我进来了。在广告处的工作稳定，收入丰厚，我的体重一年之内飙升30斤。好像每月14号是发工资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就有同学来单位看望我，多是工作还没着落的，大家倒也不着急。我们在门口饭馆吃一顿小鸡炖蘑菇，再支援一点生活基金，那个饭馆大家至今还在怀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却也一览无余。饭后，跟在老同志们屁股后面，在那个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从食堂到办公室是几步，从办公室到食堂也是几步。我心里无由地多了许多恐慌，人生刚刚开始，怎么就像要结束了？
我就常散着步想，这是不是我喜欢的职业？兴趣和工作哪个更重要？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成为省报正式干部的诱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结果。这里什么都有，但没有我的梦想。我的兴趣是做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在长达一年的思考过程中，我认定这种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却不能给我的生命增加意义。
一年过去了，转正了，我辞职了。辞职后的半年，我没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间小房，后来房租给不起，跑了，房东是我一个同学。那半年多是看书的黄金时期，踢球，看书，半夜和报社同事吃大排档，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思考未来。有时一个星期不见一个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车的马达声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深夜是学习的好时节，但也是最容易被悲伤击中的时候。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总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惧包围着。那个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孙少平，与路遥并肩向艰辛与苦难的生活进军，这种信念支撑我熬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当我由于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间潮湿，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癣，我感觉，“我终于有点像路遥了。”
半年过去，电脑买了，生活费没了，开始到处蹭饭吃了，好像蛰伏得也够久了，我潜逃到了北京，看生活还能让我经历什么。结果，那一年我以无业游民的状态结了婚，现在想起来，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没问过这孩子咋没工作，真是开明。到了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媒介部经理，成了白领，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产了。又去一家小报社应聘，当广告业务员，如果没有业务提成，每个月是200元工资。两个月后业务员不当了，开始干校对、记者、媒介研究人员、编辑等工作。
在那张小小的报纸，我这才算找到了职业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线，也发现了工作的乐趣，还有知遇之恩的领导。那以后的道路，无论是去财讯传媒，还是新京报，基本没出现过大的航线偏移。
有篇小说叫《跳来跳去的女人》，我就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从毕业到现在，已然干过十份工作，最短的两个月，是做记者试用期没通过，被《新闻周刊》辞退了。我找工作一般不太想具体条件，而是是不是符合我的兴趣，我爱不爱干，只要自己喜欢的，做好它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兴趣基本定型了，就以兴趣作为人生的指南针，准没错。选择工作这事，跟旅行也差不多，生命本来就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边走边看的，不要只顾低头赶路忘了方向，也最好不要因贪恋美景而徘徊不前。
我当过不短时间的蚁族，也长期吃过老婆软饭，觉得当蚁族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此时此刻，已不是彼时彼刻，那时候人才还有上升的渠道，年轻人心里还有希望，而现在上升的通道已严重淤塞。吃苦不可怕，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才是最可怕的。缺少安全感，崇拜权力感，这可能也是现在的毕业生找工作趋于功利化的原因吧。
但还是想温馨提示：太稳定的工作，只能保障你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还是多经历，多选择，给生命增加一些意义。毕竟，我们只能活一次，浪费了怪可惜。
纵情向前
毕业生：王兴 毕业时间：2003年 毕业学校：美国特拉华大学
我并不是正常毕业后在面临择业问题时选择了创业，而是因为当时有不可抑制的创业冲动而中断了我在美国的博士课程而回国创业。所以，对我来说，问题不是“当我毕业时，我在想些什么”，而是“当时我想到了什么，导致我放弃博士学业去创业”。我愿意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和想法。
那是2003年末，我在美国特拉华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读到博士第三年。之前两年半的时间是快乐而充实的。尤其是第二年，因为正赶上我导师整年休假(美国大学教授每工作七年可以休假一年)，所以我特别自由，除了上上课并每周给远在异国的导师发个汇报邮件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自己支配。于是，我整天泡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书，和专业有关无关的都看。另外，我每天大量上网，看各种各样的网站。就在这样整天上网冲浪的日子里，我无意中发现了社交网络这个新事物。
2003年那年社交网络刚刚萌芽。这个市场的第一个明星是Friendster，提供的服务很简单，就是倡导通过朋友的朋友认识朋友。那时流行“六度分隔”理论，意思是：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通过六个相互认识的人联系起来。我拿我自己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试了一下，发现居然真能找到通路：我－我导师(特拉华生物科技研究所<简称DBI>的教授)－DBI所长(之前是杜邦公司的副总裁)－杜邦公司的CEO(杜邦总部在特拉华州，据说是本州第一纳税大户)－特拉华州参议员－美国总统小布什。这个小小的发现让我觉得世界真奇妙，也让我对社交网络更加着迷。
我感觉friendster这种社交网络提供的服务很新颖，很有市场潜力。因为它是基于人和人的关系建立的，所以它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通讯网络。根据梅特卡夫定理，一个通讯网络的价值是和它的结点数(也就是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网民数量庞大且还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的相关市场几乎是空白，只有我的两个清华师兄推出了一个网站雏形。
于是，在2003年11月底的某一天，似乎是有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我突然觉得：既然有机会，为什么我不能去做呢？
这种“我要去做社交网络”想法一旦产生，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不断壮大。最后，这个想法极其强烈，占据了我的所有心思，以至于我几乎没有办法去关注别的事情。和这个念头相比，博士的课程和研究都变得索然无味。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我甚至不会去想背后有多大风险、为了实现它我要放弃什么、如果不成功怎么办。我只听到内心的一个声音：我要去做这件事，一定要做。
于是，2003年的圣诞节那天我告别了导师，踏上了回国的飞机。一个半月后，也就是2004年2月，我和我的创业伙伴在北京成立了我们的第一家公司，也就是后来开发出“校内网”的公司。
现在回头看，最初决定创业时的我可以说是除了勇气一无所有。当时我的很多想法是并不成熟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那时整个市场也都处在萌芽阶段，多数公司都在黑暗中摸索。但是，重要的是，我选择进入了一个正确的市场，一个潜力巨大正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一个将有十倍百倍乃至千倍增长的市场。男怕入错行，从发展潜力的角度来说，我没有入错行。只要大方向对，行业会快速增长，那么行业里的各个公司、各个人，只要不是太差，都会相应地水涨船高，有不错的发展。而引导我进入一个正确市场的是我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同时勇敢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今天回想当年果断决定终止学业去创业的决定，让我想起了更早之前的一幕：
1997年8月29日，清华本科生的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在致辞时引用了一段他们年轻时的歌词“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身后是一排排的厂房，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永远战斗着奔向前方”。
今天，我们眼前没有田野，我们身后也不需要厂房，但是我们的生活一样要——“纵情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