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王功权的父亲是小学校长，在他看来，父亲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小知识分子。他正直，严谨，不投机取巧，也不阿谀奉承，做事凭良心。父亲教过的班级和所领导的学校，在业务上，总是先进的。“用我们东北话讲，是宁可身上受苦，也不愿脸上受热的这种人，我现在处事和做人的态度，受我父亲的影响很深。”他告诉记者。
在王功权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比较豁达的人，“文革的时候，父亲因为是副校长，作为小学生的我，学习成绩好，于是出现的状况是，我批判我父亲。我要写发言稿，父亲会在家里认真地看我的发言稿，然后帮我修改，告诉我，稿子哪里写的好，哪里写得不好，就好像在批斗别人一样。因为他是管业务的副校长，批判会结束后，他还要安排学生们平安离开，好像不是在批判他。”
尽管对父亲非常敬重，但王功权有一件事情和父亲分歧很大，就是宗教信仰问题。
“你信佛，还说有上帝，太迷信了，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王功权年过80的老父亲用斥责口气质问。
面对这位曾经做过一校之长的老父亲，王功权并不想过多解释，但也不想就此妥协，他想了想说：“您过去常说‘老天爷啊！’，那您把老天爷叫来，让我看看。”从那以后，王老先生再也没过问此事。
在王功权的回忆中，“我母亲就是家庭妇女，带着那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回忆起母亲的时候，都是充满着感激的，而且现在她去世了，我非常怀念她。她是一个很容易开心的人，我母亲那时候没那么多钱，也体验不了那么多，儿子回来了，她就特别高兴，那高兴是发自内心的；今天小鸡下了一个蛋，比昨天下的蛋大，她就特别高兴。我很敬重我的母亲。”
我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商业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他常常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而非商业的角度去想很多，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
在他私奔的这段时间，他像往常一样，依然是一个关心社会时事的普通人。谈及一些社会现实，王功权显得有些忧伤。服务员进来加水，但进来了几次后，她很快发现，她一再进来是多么的徒劳，因为放满菊花的茶壶中，水一直是满的，他无心饮茶。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郭美美事件？
王功权：这个事情反映的是社会公信力的问题，郭美美只是一个导火索，整个过程中，主要展现的是以政府力量为主的管理体系公信力的危机，后一个实际上还是关于社会腐败问题。
从这件事情上来说，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如何提高公信力的问题，怎么让民众相信。
人物周刊：从商这么多年，你如何理解所谓的政商关系？
王功权：这么多年的经商，包括做房地产，我已经以最大的努力去避免所谓的权钱结合，当然，失去了一些机会，但那些机会鬼才知道是好还是坏，拿到机会回头进监狱的多了。 我一直在坚守，实践证明，虽然我活得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也还不差。在这点上，自己还是很敬重自己。
我曾经和一位老人长谈。他在伪满洲国时期当过汉奸，“文革”时差点因此被打死。他回忆往事万分悔恨地说：“其实我也不愿当汉奸，也知道邻居都戳我的脊梁骨。可当时我想我家里人都在等我挣的钱买米活命呢！可是现在想想，那些没当汉奸的人，人家家里人也都没饿死啊！哪像我，一辈子亏心，让人看不起！”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当下的社会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大行其道？
王功权：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功利主义，如果我实用哲学，如果我同流合污，会得到很多东西。在人类社会前行的过程中，民众一直是趋利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的资源少，相对弱势，如果再去放弃，他们得到的东西会更少。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符合人性的。
但我们的精英群体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受教育那么多年，应该懂得是非。比如说在政府当官的这些人，他们在大学里好多都是优秀学生，青年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在台讲官话、套话，自己都不信，但是天天这样堂堂皇皇、自得其乐地说，且把这样说理解成一种素质。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导向。
人物周刊：这是你倡导《中国文化宪章》的原因吗？
王功权：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文化是没有办法把过去跟今天一刀两断，然后今天重长出来的。它是一些习惯、民俗、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东西，那么你想在这上面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然后建立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系统文化，它是一种实用文化。
我是想说，我们能不能够跨越我们上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历史，往前看一看，在我们文化的基因里面有什么；有没有符合普世价值的东西，有没有今天仍然可以去传承和沿用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炎黄文化，在炎黄时期，是指天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权利法则。在这样共同认知的基础上，炎黄文化复兴将是不可阻挡的。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王功权：彻底的普式价值，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它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身、心、灵的关系，就这么几个层面，并且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一种认知价值。这么多年来，在人类整个历史长河过程中，这是最基本的认知，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我们远古时代，母亲对孩子的爱，一定是跟今天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在我们远古时代，男女在一起，生离死别的这种相爱，包括性生活的幸福程度，跟今天一定是一样，差别是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在草地上，铺着树叶，今天在席梦思床上而已。
人物周刊：你近年在各个场合呼吁解决在京外地籍学生的教育平等权问题，并关心一些维权人士，在你的微博里，这一直是个主线。但对你做的事情，也有人质疑是政治投机？
王功权：我是一个职业投资人，有自己非常理性的一面，做一个事情我要判断自己投入产出的可能性。如果说我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是想在政治上捞一票的话，我肯定不是这个做法，我可以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直接去摘桃。再说，我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作风上有错误，我也不是一个完人，自己任性的时候比较多，我怎么可能适合去做一个政治家？
所求无非心安
知识分子和商人这两种身份的纠结，贯穿了王功权多年的商业生涯，最后，他皈依了宗教。
2005年，王功权皈依藏传佛教的益西加木措门下。王功权特别感谢自己的师父，他很敬重自己的师父，在他看来，师父活得特别圣洁，没有为挣钱和名望去东奔西走。师父像一面镜子，让他看到了生命更本真的东西，他做的所有的推动公民社会的事情，所求无非心安。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快乐这个词？
王功权：我常说，在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的人快乐，还是拿个鞭子、吹着口哨的放羊倌快乐，这种快乐程度哪个大真不好讲，方式和手段其实和快乐的程度是没有关系的。常识告诉我们，欲望多，一定是苦恼多。但是你说拥有很多的钱，就多么快乐，也不见得，我是见过钱的，我很多朋友也很有钱，我没觉得大家有多快乐。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王功权：大家说我是性情中人，喜欢按照自己的心性去生活。比如说我在大街上散步，跟旅行的人、民工，甚至是乞丐，坐一块聊天，在旁边小店随便整点啥就能吃。我不太讲究排场，包括融资、投资的过程中，我到哪儿不用车接车送，反正谈完事就拉倒。
要说我的人生哲学是什么？我希望自己是智慧的，或者尽可能智慧，感情困境除外。我发现我有一个软肋，就是在情感这一方面，我个人的婚姻家庭爱情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处理得挺糟糕。我希望能够做违心的事情少一点，我做不到彻底不违心，而且好多时候还是违心地做一些事情。这也可能是我现在逐渐淡出商业这个职业的原因。
人物周刊：不从事商业了，将来你会去做什么？
王功权：我可能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研究和创作，包括写作；还有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的事情。另外，这么多年太累了，我想花更多一点时间，遵从自己的心，去旅游，去报答一些曾想报答的人。我现在在努力地调整和转换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