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是方向
很多媒体都有万通那第一桶金的故事。我从未说什么，可我心里清楚，那不是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来得很艰难，那艰难的滋味，只有我和妻子知道。有人说，在中国吃屎有多难，赚钱就有多难，站着赚钱就更难。人们多少都了解一点我们6个人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可是，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记得了，我们的创业过程有多惨烈，发生了多少故事。不知道，谁还记得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中，先后有4人被捕。
可是，在这个有钱就是大爷的社会，人们只记得成功者的荣耀，很多很多的东西，似乎都被打上了包，放在屋子里的一个黑色的角落里，没有人会去触碰。历史在哪里，存于心底吧。
那是一段怎么样的历史啊，如今，那段故事的诉说者总是冯仑和潘石屹。
1991年，万通刚成立时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时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我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被大家公认为“谈判高手”的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是万通的前史吗？那时候我女儿刚4岁。
那是一个多么荒诞的年代，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我们在等待戈多吗？我和冯仑这几个小子天天想着发大财，因为我们自认比普通“倒爷”更有文化和水准。
万通成立之前的故事要追溯到80年代末，1989年南德集团与前苏联达成了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购买图-154客机的协议。随后，用数百车皮罐头食品等轻工业品换回了4架客机。这是在80年代末，无疑，牟其中引爆了媒体的追逐。
机缘巧合，冯仑认识了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是南德驻海南的代表，汪建议冯仑去跟着牟其中干一票。第一个跟冯仑过来的是王启富，第二个跟过来的就是我。我因为老实，也比较能干，跟冯仑很快就成了牟其中的左膀右臂。而关于那3万块钱，冯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功权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启富跟家里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板借了一些，刘军向朋友借了几千块，易小迪拿了印刷厂的8000块，合起来3万多块钱。”
跟着那些“死”在海南的前辈同僚，我们闻到了空气中的危险味道，算走了狗屎运，跑得快。我们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海南房地产热潮落幕前最后的机会，通过别墅转手积累了万通的也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有关90年代海南房地产热潮时期的现象，冯仑事后的总结是，“天天过年，夜夜结婚。”1992年公司组建集团，正式启用“万通”这个名称。随后我们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及时撤出。对于我们的远见，有媒体如此点评：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商人，有更宽泛的视野。正如他们写的一篇总结《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当然也是关于我的。
“1994年，当时，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他们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一个亿。”
关于这个故事，如我此前所说，我知道的，和他们知道的不一样。这个感觉很像姜文同学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的独白：“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可我还是步入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理由。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
在我的小说《男人不易》中，我如此描述那段岁月——
“住处寂寥。阳台月色如银。凭栏眺海，椰林列岸。渐陷《白鹿原》至深夜。未料，电话骤响。“谁？”“我。”“急事？”“贵企被告。”“谁告？告啥？”“陈姓台商，告诈骗。”“诈啥？”“地。”“你咋知？”“友见省头儿批字。”“省头儿批字？”“省大头儿。”“批的啥字？”“请省厅重视，保护台商。”“目前到哪了？”“市局。”“多急？”“刻不容缓！”
“他不顾夜深，电各合伙人，竟无一开机。各地合伙人电话会议次日晨开。他说抓人不怕，怕集团账户先被封，各界哗然致各贷款银行强抽并抢冻资金，集团尚赖负债运行，等案情清时集团已垮。他建议妥协，退赔台商巨额地款。会议认为诈骗不成立，强否他建议并决定应诉。他怒驳大家不谙国情，愤而拍案。”
“今天我忆起那往事时仍万端感慨。我不愿再忆那荒唐细节。我至今不解市府力救为何省厅还逼他高息赔陈姓台商。我投降是在一行长找他说省厅次日还要封集团账户求他连夜开还贷支票时。集团在全国多家银行贷款数亿，总部若涉嫌诈骗被封账必致连锁反应。那夜，我无奈签署了屈辱的赔偿协约。若我不签呢？”
城下之盟签后不久的那个秋天。1994年的秋天，六兄弟在广西西山开会，是为万通历史上的“分裂会议”。会议上，对于万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大家吵了不下十几次，没有结果，但一起创业的感情犹在，我哭了，冯仑也哭了……
私奔后，有很多人在网上骂我，今天无论有多少人骂我，也没有那时候委屈。那种哭，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过了。“1995年10月，万通实业集团两任总裁王功权辞职。”媒体这样写道。
情感是我的方向
真实和道德之间，我宁愿选择真实。如果我的真实被道德所不容，我宁愿为真实而支付被道德谴责的代价。我心底里蔑视一切富贵荣华，当然也蔑视为保持富贵荣华所必需的名声和威望。我强烈地渴望回归，回归到做不成“大事”的普通人的生活。只有彻底摧毁原有的一切，我才能从原来的世界里彻底走出来。(5月21日) 离开5天了。我想了很多事情。
在我离开的第二天，小潘在微博里给我公开喊话。当年的小潘在我眼里是个很上进，很勤奋，很聪明的年轻人。如今的小潘，是个很上进，很勤奋，很聪明的中年人。他喊：“功权，怎么啦！电话不通，明码呼叫，给我私信。”我不理。他接着喊：“请尽快与我联系！”“家人都非常着急，为你的安全担心，请速与她们联系。”我还是不理。18日，他开始深沉地感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故事是，儿女忍受不了父母和封建家庭的压制而私奔。现在儿女们在家呆着，父亲私奔了。回家吧！”我想想吧，谢谢小潘，让你为哥操心。
我私奔之后，当年的“万通六君子”还有很多属于前尘往事的人都开始疯狂找寻我，表达对我的在乎和关心，谢谢哈。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我很迟钝，那么多年我都没感觉到有很多人这么在乎我。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20年当中，海南由一个小渔村，变成冒险家的乐园，而在北京，潘石屹赖以起家的SOHO现代城，进进出出的白领让这个区域变成全北京最堵车地段，当年这里还是一个空气中弥漫着酒味的红星二锅头厂。在我私奔后没几天，常年拥堵的京通高速开始在7点和9点之间限行，国贸地段变得更为拥堵。
小潘运气不错。其实自从我从万通辞职之后，有媒体如此描述我跟那段历史之间的关系，“他有意无意地拉远了他和那段历史之间的距离。”但是，在海南的那段岁月，我们6个人见证了彼此成长的历史，或委屈，或草莽，或江湖，或义气。小潘的言语让我的思维再次回到了海南，那片炙热的土地。
海南，笔挺的椰树，湛蓝的海面，但这些在我眼里都失去了生机。那个屈辱的协议签完后，回家，我心犹郁结，打开音乐，是《彩云追月》，在音乐里，我泪流满面。昏昏睡去，有电话打来，是芸打来。在陈逼我签署城下之盟的时候，我生命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女子，在我的小说《男人不易》中，我称她为芸。她双眸如梦，清纯若水。
芸电你，竟为你忧。你很得意，问芸何故。芸言虽仅一见，但觉你好人难得。芸问能约你海边谈话否，你曰然……多年来你数次痛悔那日不该见芸。你也悔见后不该一路无话。二人既见，有话听话，无话听心。心一相近，天也无奈！
请大家容忍这种半文半白的文字，我的内心实在是太过纠结。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生命中不乏有芸般情深意重的女子，有了喜欢的因，便诞生了相应的果。有媒体把这个事情当做轶闻来写，“海南归来，在北京平静生活了多年的王功权的世界里突然闯进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那是他在海南的艳遇，以及后果。起初，没几个人知道他的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