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608期封面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

20世纪初的武昌中和门。

　　冯佐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专家，著有《和珅评传》、《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真实的纪晓岚》等。

　　“百年锐于千载”。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对19世纪的描述。而20世纪初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那场革命及革命后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尝不“锐于千载”？

　　在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所创始人章开沅先生看来，思考辛亥革命必须要“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辛亥革命不只是1911年10月10日那一天、那一年发生的，其前因后果乃至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辛亥革命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革命，不仅整个过程都有着海外支持者参与其中，辛亥革命本身也是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自觉、理性的回应。

　　故此，本报特邀章开沅、马勇、喻大华、张维为、杜平、冯佐哲多位学者，从纵贯三百年的历史坐标、在中国与世界的时空中，重磅研读辛亥革命之意义

　　一场革命的三百年因果

　　【作者】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辛亥革命研究所的创始人、现任名誉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时间背景下，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名目繁多，但在研究辛亥革命如何深入的问题上，我认为，今天人们看待辛亥革命，要从“上下三百年”入手。

　　提出这个概念有几层意思，第一是从学术研究来讲，辛亥革命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过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仅把辛亥革命作为1911年产生的一个事件来看，研究得虽然比较深比较细，但多少有点就事论事。

　　很久以前，我在思考辛亥革命如何深入时，就提出“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而去年谈辛亥百年，更是触发了我这一想法。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辛亥革命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三个一百年，一百年是因，一百年是果，一百年是未来，在大因果观和预测方面至少能做一些工作，这是学术上的考虑。

　　另外从现实生活角度考虑，辛亥革命不是从1913年或者是孙中山死去后就没有了，它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其后的这一百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子或者遗产，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很多，如果不放开眼界来看是看不清楚的。

　　而从空间来讲，不仅一百年要作为一个整体，还应该把整个大中华区、两岸四地都放在一起研究。现在不少执政者都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中间也有超越，成绩更加辉煌。这都是孙中山生前所没有预想到的，但是你也不可能不看到孙中山的开辟之功，乃至他留下的遗产的深远影响，所以这两个方面都要扩展。

　　而我在这过去的两百年后又多加了一个一百年，那就是未来一百年，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了半天历史，最终要立足现实并面向未来。

　　人类怎么走？我们怎么过？对我们研究辛亥百年也会有很多的帮助。我就是基于这个想法，提出三个一百年。

　　百年锐于千载

　　在《民报》1905年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19世纪形容为“百年锐于千载”。这个“锐”字用得非常好，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深度，还有一个是迅猛的程度。

　　那一百年确实是这样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整个世界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生产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一百年既然是如此，我们回想辛亥以后的这一百年，岂不更锐于千载。这一百年比前一百年发展得还要快，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而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也会在未来一百年中产生结果。

　　前一个一百年——1811年，当时清朝处于嘉庆年间，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和辛亥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赶不上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是想到了。他的百年锐于千载就是总结整个19世纪，里面有经济的发展，有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社会上的进步及其存在的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海外市场的扩大，如果概括起来，那100年也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100年。因此，我们未尝不可将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反响。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孙中山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1906年伦敦蒙难后，他就待在那里继续做研究，他广泛阅读以增加对西方的了解，还结交各个方面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所以以前我们把三民主义想得太简单了，它的背景来源非常庞杂——如果不了解这100年的发展，不了解这100年里世界如何变化、中国如何变化，就很难真正理解孙中山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以及他本人经受了什么影响。如果把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对辛亥革命的因有更深入的领悟。

　　一次世界级的革命

　　说起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台湾有个学者叫朱宏源，他称辛亥革命为世界级的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回应，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但它和义和团不一样，辛亥革命不是自发的低级的错误的回应，而是自觉的、经过理性思考的回应，而孙中山也是第一个堪称世界公民的领袖。

　　朱宏源说，之所以称其为世界级的革命，有很多具体内容，他在西方的基督教会材料里发现很多外国传教士是支持辛亥革命的，这说明辛亥革命不仅有内力，还有外力。像戊戌变法也有世界因素，它参考了日本的维新，也参考了俄国的变法，也有传教士的参加。但是辛亥革命还不一样，后者是更完整更全面地把自己放在世界中间来寻求民族的走向。所以辛亥革命当然可以称为世界级革命。

　　我们强调辛亥革命在属性上的世界性，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对于其所在世界产生的影响。当时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了，就拿辛亥革命本身来讲，同盟会的纲领形成于欧洲(伦敦)，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有日本的朋友参加，另外他们又跟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南亚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都有联络，同盟会成立后最早一个大的行动就是支持菲律宾起义。所以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来，证明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影响很大，越南是直接受影响的，还有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朝鲜等等。

　　当时辛亥革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革命了，那个时候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要皇帝的革命，确切说起来就是三个，一个是法国大革命走向共和，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设立总统，第三个就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不管是政体还是国体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它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同时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独立运动的潮流。

　　而说起世界性，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出来了，他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夸大的。尽管是暂时的成功，但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在说“通过辛亥革命，中国使自己真正融入世界”时，必须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融入。以前中国也有融入，例如中国成为市场成为殖民地，成为势力范围，那是被迫融入。再从文化传播来讲，不仅是西学东渐，文明潮流东来，中国受到各种影响。但辛亥革命则是从体制改革方面作了全面推动。之前那些革新都是某一方面，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但始终缺少体制上的变革，而辛亥革命则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实现其融入。我比较认可此种说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全面走上现代化道路或者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政治经济文化都包括在内，特别是核心政治体制也包括在内。(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

　　封闭·1811：紧锁大门的东方帝国

　　“回过头去看，中国的19世纪堪称一个悲剧的世纪，这是一段未曾被预料更前所未有过的衰败。旧秩序的维持者做着顽强抵抗，但最终都无济于补。大清帝国相较外国的优越感与强势，清朝皇帝的中央集权，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一个接一个地沦陷。”《牛津中国史》如此评价辛亥革命前中国所经历的百年悲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谢来发自北京 从辛亥革命向前翻开一百年，是嘉庆十六年。这一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皇帝给出的理由是：“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嘉庆帝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西洋人掌握的已不只是“熟习算法，推步天文”之术。当暮年的清王朝依旧沉睡时，西方国家正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一路高歌猛进，收获工业革命的硕果。而即便从未获邀请，信仰利益与金钱的“海上十字军”亦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了东方帝国紧闭的大门。

　　错位的对话

　　1792年9月26日清晨，英国朴次茅斯港的薄雾还未散去，皇家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三桅船趁着早潮起锚离港。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庞大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不难想像大英帝国对此次访问寄予的厚望：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出访前的记录如数家珍：“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他精心挑选的使团成员中，还包括艺术家和学者，为首的是擅长机械和光学演示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没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国人欣赏最新的热气球和复滑车的性能的了”。

　　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船队在澳门靠岸。1793年9月，马戛尔尼、斯当东和随员们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正在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叩头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分歧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至今仍有争议，据英国方面记载，英使最后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但中方文献中则提到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叩头风波虽只是个插曲，随后马戛尔尼提出的七项要求，如多口通商、贸易减税、允许传教等完全遭到乾隆的拒绝。而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热气球和蒸汽机，更丝毫没有引起乾隆的兴趣。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费尔班克这样解释清政府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外交：“19世纪早期的中国视自己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处理和外国人的关系时，中国一直将自己至于中央的优越位置。”因此不管是英国还是之后的荷兰使团，他们来自何方，带来了什么都不重要。

　　同样，当1815年滑铁卢一役打败拿破仑后，英国内阁向清朝政府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希望籍此证明自己的强大，得到的回答却是：“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英国使团的真正收获

　　尽管马戛尔尼的失败让英国感到颜面无光，但二十多年后，为再次敲开对华贸易的大门，英国还是决定派出一支新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他挑选的副手，正是当年马戛尔尼的侍从，斯当东男爵的儿子小斯当东。

　　上次访问途中，还未成年的小斯当东习得中文，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9岁时，小斯当东开始用10年的时间翻译出版《大清律例》。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小斯当东会合。

　　但这一次，同样还是叩头的问题，成为使团和清朝官员的最大分歧。尽管英国方面有人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小斯当东则坚持：“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临到接见当天，礼仪之争再加上带领觐见的官员不得要领，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嘉庆帝以为英使傲慢，目无圣驾，大为光火，于是取消陛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相比起来自遥远夷国又不懂大清礼仪的使节，嘉庆帝有更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继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1813年北方又爆发天理教起义，还一度在太监接应下杀进皇宫，令嘉庆帝大惊失色，感叹“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因而清政府在1816年加强保甲制度，十家为牌，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

　　在中国社科院清史专家冯佐哲看来，两次皆无功而返的英国使团并非全无收获，马戛尔尼从陆路离开北京南下时，沿途了解到中国的内部情况和社会民情，看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显现出的颓势和外强中干，并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准备了条件。

　　冯佐哲指出，从乾隆到嘉庆，他们都和之前的封建帝王一样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老大帝国。因此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不需要和外国做贸易交流，断然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封建专制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错过接触西方的机会。

　　无谓的挽危图存

　　此时的西方已经在蒸汽机的推动下前行。1807年和1814年，蒸汽机开始驱动轮船和火车；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斯托克港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成功改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陡然提速，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业中的应用，使人类迈入了“火车时代”。

　　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力难以估量。以纺纱为例，清朝手工纺车一人一次纺1根纱，而当时英国进化到纺纱机，同时纺出400根纱，而且质量有很大提高。一个英国工人能一次完成清朝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工人的产量。以生铁产量为例，1720年英国年产生铁只有2.5万吨，工业革命后，到1840年增加了55倍。

　　“当近代科学正在西方方兴未艾时，它在中国却那么难产，而始终未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动力，致使中国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能和世界先进潮流保持同步。”冯佐哲在《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如此总结。对于工业革命后西方科技方面的进展，清王朝并没有很好地为我所用，西方传教士在宫廷也只能为帝王设计钟表，从事气象观测。西方技术仅供皇帝玩乐，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特别是未能推广到民间，导致科技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令中国错过了技术发展的机会。

　　更严重的危机还不在于技术的落后。“嘉庆执政时是一个困顿的时代。”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这样评价19世纪初的清朝执政者：“在其执政的前期和中期，嘉庆都在试图挽危图存，重振雄风，但是体制上的问题是嘉庆处置不了的，如专制带来的腐败，嘉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主人虽也受腐败之害，但同时也得专制之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喻大华指出，也正是在嘉庆这一朝，英国工业革命见效时，中西国内的差异迅速拉开。对此嘉庆皇帝一无所知，继续闭关锁国，所以才会有清王朝对西方使团的排斥，对中外贸易的冷漠，对外国商人来华的限制，对西方科技的漠视……

　　毫无准备的虚弱巨人

　　即便紧闭大门，对来访者冷眼相待，严禁洋人潜住内地，西方人还是轻易察觉到了清王朝的没落。

　　小斯当东在1810年写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马戛尔尼的观点更尖锐刺耳：“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指出，马戛尔尼失败的中国之行让欧洲不再迷恋中国，这个远东帝国并不像一些传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也正是在读完老斯当东对中国之行的描述后，黑格尔得出了对当时中国简洁明了的看法：它翻来覆去只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尔班克也认为，近代帝国主义能在中国肆意横行，根本上源自封建王朝自身的顽固不变：19世纪初的中国依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模式，广袤的疆土使得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影响；军事上，打败俄罗斯的几次战役使得中国至少表面上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令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政治理念几乎完全绝缘；对外贸易只占到其经济微不足道的地位；因而清朝政权的主要考虑是如何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西方人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也只是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

　　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落后，同样还有道德的沦落——爱国主义的缺失，如中国人无所顾虑地参与涂害国人的鸦片贸易；以及特权统治阶层对底层苦力的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压榨……种种弊病都可以归纳到“封建制度”的名下。

　　费尔班克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朝政府对于和西方的接触几乎毫无准备，而此时踏进中国国门的访客，已不再是前来臣服的落后夷族，而是正大踏步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