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1811:关键词
【作者】喻大华 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奇技淫巧”】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外国来访者介绍的欧洲科学技术成果被清朝君臣视为“奇技淫巧”一类,凡是新奇巧妙的东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满清君臣固守自给自足的传统,不愿意引进什么西方新东西,除了枪炮外,也没有将其推广到民间的生产。但正是被“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武装起来的外国军队登陆中国,横行华夏。所以在发展科学技术和工商业方面,清朝被近代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清统治者把西方科技成果称为“奇技淫巧”,固然不乏固步自封的误解和偏见,但也包含着一种“酸葡萄”心理。同时,清政府的认识也不乏“清醒”的一面——既然学也学不来,干脆一笔抹煞算了。
【西洋使团】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被英国政府指派出使访华,以图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其实在他以前,英廷早于1792年至1794年的时候,派遣过乔治·马戛尔尼伯爵率团访华,尝试在庆祝乾隆帝83岁寿辰的时候,顺势商谈贸易。可是,那一次的使团虽然成功谒见乾隆帝,但是在商贸议题上却无功而还。自那次以后,中英两国虽然继续进行独口通商,但关系却是每况愈下。1816年阿美士德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问题,因拒绝向嘉庆帝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
已经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人当然痛恨清政府的颟顸无知,后悔错失了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其实,两个各自隔绝、按自身发展轨迹生存的国度的交往一开始必然伴随着误解和坎坷,对古老的中国而言,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绝非易事。另外,英国人也同样傲慢,既然上门求人,何必固执己见?你认为清朝的跪拜不合理,同样,在清政府的眼中英国的礼节就合理?
【一口通商】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以英人洪任辉不遵守中国法令案为由,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封禁江、浙、闽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惟一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广州“洋行”进行贸易。接着还陆续颁布各种指令、章程,制止外国商人在中国任意活动。这种限定广州一口贸易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前),历时85年之久。“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促进了广州的繁荣。
“一口通商”实际上就是“闭关政策”,其出发点是限制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但最终结果却没有妨碍英国的发展,反而限制了自己的进步。
【茶叶】
清朝大量出口的茶叶让西方人着迷,茶叶成为当时中国的大宗出口货物。但令西方商人恼火的是,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林则徐也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当时英国乃至西方依赖中国的茶叶,却拿不出在中国有销路的商品,这令英国人痛心疾首,也让清政府误认为对外贸易是对外商的恩赐。后来英国选择以鸦片走私的形式扭转贸易逆差,无疑,是不人道的做法。
【鸦片】
鸦片,俗称阿芙蓉,至少从1729年雍正皇帝就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十九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鸦片和其他毒品的进一步泛滥。
英国至今不接受鸦片战争的称谓,认为是维护“自由贸易”的战争,在此,道光皇帝给自称文明的英国人上了一课。虎门销烟是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一幕,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禁洋令】
1811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帝谕示内阁说: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现在京的西洋人共十一名,现在留京的西洋人只有七人。这七人中,有官职差使的,出入往来都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年老多病的,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也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不至发生传教惑众等事。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长期以来,清政府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不同文明开化程度的人不能混居,否则,容易发生纷扰。无疑,在清统治者眼里,西洋人是落后和野蛮的。
【强盗】
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土鲁番等地掠夺文物。此后,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探察”。据粗略统计,1811年到1935年间,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有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今天看来,这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是历史的伤痛。但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法律依据。
【维新】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嘉庆帝的“维新”其实是在传统体制内的小幅度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王朝没落的大趋势,充其量可以延缓王朝的“衰老过程”。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意义不大。
【内乱】
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嘉庆本人也在1803年险遭刺杀,从圆明园返京的途中在神武门遭遇一名持刀刺客,嘉庆帝虽未受伤,但也受到不小的惊吓。
人口爆炸、经济危机、矛盾尖锐、邪教泛滥等多种因素促成了此间社会的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更为激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兆。
【腐败】
嘉庆时期,清朝的官僚队伍不仅极力搜刮钱财,极力追求物质享受,也对行政工作乃至国家政事漠不关心,苟且塞责。嘉庆四年洪亮吉就尖锐地指出:“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嘉庆帝也作《因循疲玩论》等文章总结原因并教育各级官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皇权专制,因为专制必然伴生腐败,皇权至高无上又将臣子们沦为奴才,这挫伤了一般官员的责任感和耻辱感,大家都在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混一辈子,也就快活了一辈子。
此外,嘉庆时期一些皇族受国家包养,不思进取,犯法后还不受司法制裁。嘉庆帝一方面严惩皇族不法行为;一方面还亲自作了《宗室训》用于教育皇族。文章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朕实不能不加惩治矣。”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对嘉庆震动极大。
应该承认,大多数的皇族后裔还是安分守己的,并且在文化、政治等方面颇有建树。对少数害群之马,嘉庆帝不姑息养奸,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无法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因为既然不能剥夺其特权地位,就难以对其的为所欲为构成约束。(本报记者 谢来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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