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回家

　　过年回家。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

　　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

　　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家”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

　　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

　　但是，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难购的车票、“沦陷”的故乡、异化的人际关系，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由此，人们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寻找出路。而进城者的父辈们却不能或不愿一同迁往城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演绎着一场场悲壮的长途迁徙。无论对于社会抑或个人，这样人类史上的奇观都耗费巨大，让人们身心俱疲。

　　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如此，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回家，对我们来说将真的变得温暖。乡关不再见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从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乡

　　本刊记者/刘炎迅

　　火车到站后，儿子却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

　　前来接站的亲友一阵大笑。

　　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

　　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鸿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不断地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故乡梁庄所在的这个县城，那些只是风景而已。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的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而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梁鸿，也进一步感受到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

　　很多人感叹，故乡在沦陷。

　　人们从鲁迅当年写故乡的文字中找到了相似的情绪：“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学者黄乔生曾说，鲁迅对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在给友人的信中，痛加诋毁，简直要骂起来。当时鲁迅说，在绍兴到处都能碰到鬼把戏，从做官的到老百姓，各自心怀鬼胎，用心凶险，他真想呼吁上天发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

　　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

　　今年5月，梁鸿接到邀请，去给团中央青年干部百村调研的年轻公务员们讲一堂课，她想了想，定下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到故乡》，讲了两个小时。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不回故乡，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梁鸿的书房在一幢小高层里，简单，安静，一张书桌朝着窗户。她如今每天会坐在这里写书，过去的一年，她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故乡这个主题，是我最关注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回去做啥？没钱没希望。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电影《手机》里，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北京打拼多年，在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

　　而在平时，他几乎不回故乡。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梁鸿说，她感到这个侄儿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北京。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漫长的临时生活

　　“我们都成了‘搁置’的人。”梁鸿说，“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后，就成了“搁置”的人，漫长的临时生活。

　　梁鸿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里做工。梁鸿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放着包包菜，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暂时，特别寒酸。”梁鸿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一天忙下来，也好有个放松。

　　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梁鸿说，其实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赚个钱，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

　　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和“暂住”中消耗掉了。

　　“暂住证的提法很可怕。”梁鸿说，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梁鸿打算回家过年，更主要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观察。但她也觉得，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缩着衣袖坐在家里。

　　“回家的路很远，路费也贵，票也难买，这都是客观因素。另一个原因就是，回家也没意思，大家都不在家，很多兄弟，七八年都没有见过面。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梁鸿说。

　　我们都没有了故乡

　　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她调侃道，就像电影《孔雀》中的那种没有希望的落寞的小县城。

　　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当她有意无意地在老友聚会的饭桌上说起朝鲜的落后，金正日去世时，总不免引起一阵冷场。

　　“他跟咱们有啥子关系嘛。”没人对此感兴趣。李慧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

　　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

　　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

　　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熊培云是江西人，写了一本有关故乡的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故乡的诸多变化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些古树被人连根挖走。

　　“村边晒场的那棵老树，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他说。

　　没有了树，土地会失去灵魂。熊培云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弹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2008年春天他回故乡，少年时的一位好朋友开车将他送回故乡小堡村，他只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分钟，就为了去看看大树被挖走后的那个土坑。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熊培云很认可。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接受采访时，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得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

　　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当地政府在“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口号下，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或者一面镜子。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比如葬礼。

　　梁鸿提到一个例子，在那些建设一新的村镇，村民们还会照旧例在做白事时候搞一场仪式，但原来在乡野进行的这种仪式，如今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市里进行，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免有种无来由的荒诞感。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明、张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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