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清淡”春节

　　在父母的支持下，安一阳连续七年春节都一个人度过，他尝试体会各地不一样的“年味儿”，也充分享受这段“清淡”时光

　　本刊记者/王臣

　　已经连续有七年的春节，公关公司客户总监安一阳是自己一个人，用他的话来说，“清淡”地过。

　　在家过年的日子

　　独生子安一阳出生在重庆，父母都是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也一直在工厂大院里长大。工厂离市区要两个小时车程，安一阳只有暑假和寒假才可能去外婆家和兄弟姐妹汇合，也因为如此，那时的他很盼着过年。

　　最吸引人的是“年夜饭”。准备工作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六点，大餐准时开桌，鸡汤、水煮鱼、花椒兔，平时吃不到的菜，大人们都各显身手做出来。两张大桌拼在一起，大人们喝酒聊天，孩子们在席间跑来跑去，一直等到春节联欢晚会。零点放完鞭炮之后，孩子们都去睡了，大人继续支桌子打麻将。

　　这样的日子从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上大学之前的18年，安一阳没尝试过其他的过年方式。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安一阳依然准备回家过春节。学校帮忙定了一张硬座火车票，从北京到重庆，36个小时，安一阳把随身带的一本《读者》翻烂了，连“读者来信”都看了几遍。车厢里站满了人，想上厕所，安一阳花了二十多分钟抱着自己的包挤到“目的地”，发现厕所里也坐满了人。

　　不愿一个人长途跋涉，第二年，安一阳跟几个同学一起订票。当时只有临时列车，走一趟要花48个小时，还没有暖气。上车前，安一阳穿了两双袜子，套上所有的厚裤子，买了一大袋的零食。靠着和同学们一起打扑克，困了睡，醒了玩，他终于熬到了站。下车时，安一阳几乎忘记了怎么走路。

　　随着年纪渐渐增长，春节对安一阳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小。工作以后，每年和父母在春节的团聚，变成了陪着父母到处串亲戚，和同学赶场似的聚会，连一家三口在家里踏踏实实地吃上一顿饭的机会，都很少。

　　他有点厌倦了。

　　这次不想回家过年了

　　转变发生在2005年。安一阳的公司元旦在成都开年会，他请了三天假，连上周末回重庆陪父母过了5天。

　　母亲终于有时间好好地为儿子做上几道爱吃的家常菜，她买回一整条猪腿，切成两块，放上藕，炖汤，熬了整整一天。每天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平时安一阳带着父母逛商场。之前虽然每年过年都回家，但安一阳并没有像这次一样，真正意义上地陪伴父母。

　　临走前，安一阳试探地问父母：过几天又要过年了，这次就不想回家过了。没想到，母亲一口答应了：“是啊，你别折腾了，回来一次飞机票不少钱呢，而且我知道，你过年在家也休息不好。”

　　父母的支持让安一阳长舒了口气。

　　初具经济实力，也使安一阳能够在平常时节回家。清明、中秋、元旦、甚至周末，安一阳都恨不得给父母搞个“突袭”，陪他们吃几顿饭，或者跟老同学聚会。他渐渐觉得，这样的团聚，比过年更充分，交流更畅快。

　　不回家，安一阳最初用这段时间旅游，深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作为一名普通游客，他体会各地不同的春节氛围：香港的春节依然上班，只有霓虹灯上的盆菜(客家人过年的传统菜)广告让人感受到一丝春节的气息；新加坡的春节，则是一家人在中餐馆吃顿团圆饭，家族里每个未婚的年轻人，都收到老人派的象征性(100新币)的红包……偶尔，他还能看上一场电影，放松放松。

　　最近两年，安一阳的春节更简单了——一个人在北京。

　　享受清淡的日子

　　同事和朋友都对他的做法感到奇怪，但安一阳很享受这种清淡的日子。

　　有一年，安一阳大年三十晚上十一点，约了几个北京的朋友去放炮，然后去朝外的一家24小时茶餐厅打了一通宵扑克；还有一年，他窝在家里看了两部电视剧，恶补了一下平常缺位的消遣；去年年三十，安一阳在朋友家吃过年夜饭后，坐在夜晚11点多的公交车上，一路看着北京四处的烟花，空旷的街道，空旷的车厢，闲适的心情，他觉得，“特别美”。

　　对于现在的安一阳来说，春节更是个适合专心做自己事情的时期。他平常每周至少要加四天班，常常深夜十一点才下班，有时甚至通宵上班，而春节假期，刚好可以空出时间和头脑，看看书，学学东西。

　　亲戚们也会问追问安一阳的父母：这孩子怎么过年都不回家？父母都帮他应付过去了。时间一久，他们也倾向安一阳平时回去，只要能见到，什么时候见都一样。

　　事实上，安一阳父母的春节也渐渐简化了。前年，安一阳的外婆去世了，父母决定在自己家过春节，一道鱼、一道鸡，两个家常菜，就是年夜饭，十点多，父母就上床休息了。没放炮，没看春晚，没走亲戚。初一早晨七点，老两口就起床锻炼身体，然后约朋友打麻将，到小区里跳老年舞，和平常没什么差别。

　　父母过春节程序的简化，使安一阳觉得，回家过年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了，也完全可以延续“清淡”的风格。他不觉得这个追求有什么反传统，“这不是不过年，恰恰为了过个‘好’年。”

　　身高一米八的安一阳，高高瘦瘦，短短的寸头，刚满30岁，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2012年春节，他依然打算一个人在北京，并开始为这个假期准备阅读书籍。 ★

　　(应采访对象要求，安一阳为化名)

　　他乡团聚的春节

　　从期盼过年，到害怕归乡之路，再到他乡团聚过年，郝雨萌的经历或许是80后一代的心路缩影。而他预言，对于他的下一代，春节将变得更为纯粹

　　本刊记者/刘子倩

　　算上这个春节，郝雨萌已经6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每到春节，他会让父母来北京过年团聚，父母唠念的那座他曾经熟悉的东北小城，在他记忆里已愈发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的钢铁森林、雾霾的天气和天天被塞进车厢的八通线地铁。

　　郝雨萌，33岁，吉林洮南人，某门户网站编辑。看名字，一定以为是位美女，可偏偏是一个理着平头、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掷地有声的爷们儿。这位来京9年的爷们儿，今年依旧准备在北京过年，尽管他觉得北京的春节最没有年味。

　　“没办法，买不到火车票啊！”郝雨萌说，从2007年起，他就让退休的父母赶在春运前来到北京团聚，等着一起过年。这既少了路途的奔波，也算变相延长了假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父母。

　　有年味的春节

　　在上大学之前的18年里，郝雨萌一直生活在洮南这座人口仅有40万的县级市中。他是家中独子，在出生前，父母就想好不论生男生女都叫这名字，期望孩子日后茁壮成长。

　　1980年代，身为公务员的父母，每人一个月有五十多块的工资，生活条件自然优于其他家庭，而郝雨萌的童年也注定是快乐的。如今，他对儿时的新年记忆犹新，可以穿新衣服，有鞭炮放，有糖和肉吃，最重要的是有压岁钱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特别地高。”郝雨萌回忆说。

　　那时候，孩子的娱乐项目不多，电视上的动画片更是少得可怜。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过年时拿到压岁钱去小摊上买零食和鞭炮。对于这座典型的东北小城，正月看冰灯也是一大风景。郝雨萌还记得当时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城中心还会放大型烟火，现在看是太稀松平常，可当时特别激动。”

　　1999年，郝雨萌考入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他开始逐渐感受到，家，对于一个在外求学的人有多重要。刚进入新千年的一月，郝雨萌就坐不住了。放寒假前，郝雨萌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站票。从长春到洮南有300多公里，火车要走4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就是一场炼狱：车厢内到处都是人，“车厢门好不容易才关上，想去卫生间，只能踩着桌子从椅子背上迈过去。”

　　但挤在角落里的郝雨萌仍然觉得回家过年是理所应当的。“是亲情把我牵了回去，为了团聚，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

　　他乡团聚

　　大学毕业后，郝雨萌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负责网站维护，转眼到了2004年春节，回家的心情跟大学时一样迫切，当然，火车票同样是个难题。

　　那时候，从北京站到洮南只有两班火车，很多票都掌握在黄牛手中，通宵排队都很难买到，曾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母也只能干着急。最终，郝雨萌在代售点多交了50元订票费后买到了一张车票。最痛苦的是2005年，买不到直达车票，郝雨萌不得不先坐火车到长春，再坐大巴回家。

　　每年回家，郝雨萌会发现，这座小城在发生变化：高楼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宽，市内原来都是“倒骑驴”(一种车厢在前面的人力三轮车)，慢慢有了公交车，每年只回去一次，许多地方都已变得陌生了。每到过年，虽然也吃饺子、串亲戚，鞭炮更响，红包更大，但人不再兴奋，年味渐渐变淡了。“从那时开始，再也没有过年的感觉了。”话语间，郝雨萌有几分沮丧。

　　在北京漂了3年后，郝雨萌结了婚，贷款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一年，他去了一家网络公司，月薪也涨到三四千块钱。但过年回家依然让他头疼不已。他算了一笔账，高价买两张往返车票，路上要花掉两天时间，在家只能呆上四五天，一旦买不到返程票，整个假期便都消耗在无尽的焦虑中。

　　于是，郝雨萌盘算着让已退休的父母赶在“春运”前到北京，过完年躲过“春运”再回去。这样，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就延长了。父母同意了。

　　2007年春节，是郝雨萌一家第一次在家乡以外过春节。郝雨萌的父母不适应北京的新年，北京没有老家热闹，没有亲戚，菜市场离家太远，饭没有老家的香，鞭炮都没有老家的响。郝雨萌也有几分不适，路上不再堵车，八通线上几乎没有乘客，北京似乎成了一座空城。

　　儿子降生后，父母从老家赶到北京来过春节已顺理成章。但郝雨萌不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刻意为孩子添置衣物和玩具。能吃到好吃的，曾是郝雨萌这代人对新年最大的企盼，但他的儿子也不需要一个节日来慰劳自己的肠胃。

　　又到春节时，看着已是IPAD游戏高手的四岁儿子，郝雨萌也会想念家乡的春节，邻里互相登门拜年，而在这座混凝土灌注的城市里，春节只是众多紧锁家门的节日之一，他的儿子大概再没机会体会那份浸在喜悦和亲情中的热闹。

　　下一代人的春节也许会变得更纯粹——只为团圆，郝雨萌说，“这或许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吧。” ★

　　“逃婚”的春节

　　这样想来，方芳对家乡和家的感觉变得复杂起来，有时想念，有时厌恶，有时渴望亲近，有时又希望疏离

　　本刊记者/陈薇

　　洗发水有两瓶，沐浴露有三瓶，每瓶都打开着。被子没有叠，床上有娃娃和抱枕，纸桶外还有公仔布套。“原来他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看到朋友潘振的卧室，方芳不禁笑了起来。

　　这天是2010年2月13日，农历年三十。在深圳工作的方芳出差到潘振所在的上海，后者便力邀方芳去他家一起过年。不然，她将在酒店独自度过除夕。

　　这天傍晚，方芳拎着两瓶红酒，踏进潘振的家门。

　　被催婚的恐惧

　　桌上6样菜，3人围坐着，倒了红酒和椰汁，电视里上演春节联欢晚会，窗外时不时响起鞭炮声。潘振的妈妈，一位剪着青年头的中年的妇女，将卤蛋、鸭腿呼啦一下全拨到方芳的碗里。

　　起初，潘振的好意让方芳拿不定主意。当她最终决定赴约，远在湖北的父母闻得此讯，立刻追问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方芳完全明白父母期待的那个答案。事实上，这也是她恐惧回家过年的原因。

　　尽管她自小成绩优异、出国留学、如今月薪上万，尽管她的父母盖了六层新房、开了照相馆、吃喝不愁，但只需一件事，便可以将这份骄傲完全打消：她曾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如今也是方圆两里内出了名的“老姑娘”。

　　方芳今年30岁，仍未婚。这在大城市不新鲜，但老家，亲戚朋友拜年时，说话都带着刺儿：“你看这么大的人了，还不嫁人，看你以后怎么办？”

　　客人一走，被打击的爸妈便抓住机会思想教育。爸爸说，要抓紧，要求不要太高，找一个“人品好、性格温和、会赚钱的就好了——方芳一听，这十个字的要求可不低；妈妈说，她每月寄给家里的钱，妈妈都存着，他们还准备卖掉2层楼房，一定拿得出十几万块钱做她的嫁妆。

　　方芳曾邀妈妈去深圳小住。妈妈却说，“如果你迅速地、努力地有孩子了，我才过去。”

　　结婚这件事，眼下不只关系着方芳个人的幸福，还关系着是否让她父母感到幸福，甚至成为两代人最大的矛盾，往往还发展成“战争”。

　　因为备感压力，从2006年起，方芳只选择在平时回去看看，春节绝不回家。深圳、洛杉矶都曾收容过她的新年，如今轮到上海。

　　潘振是安徽合肥人，大学毕业后当了飞行员，在上海郊区安了家。方芳和他，是通过开心网认识的，一年间，见过两次面。事实上，这位同龄人的春节，也不具有传统意义。因为工作关系，潘振不能回安徽老家，于是妈妈特地到上海来陪他过年，而爸爸，则留在家乡陪伴年迈的奶奶。

　　两个世界的变迁

　　潘妈妈招呼着方芳，一定要多吃点。习惯了口味偏重的湖北菜，方芳觉得菜式有点淡。上海天冷，一桌菜还没等到吃完就凉了下来。

　　方芳有些怀念家乡的火炉和吊锅。照湖北黄冈的风俗，一家人要在农历年三十凌晨便起床做饭。前一天晚上放进吊锅的猪肉炖得烂烂的，米饭煮上三四天的量，六七点天微亮时，放了鞭炮就开始吃这天里最丰盛的一餐。

　　小时候，从袜子到鞋子、上衣，每年都穿新的。方芳记得，爸爸带她去买新衣服，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她只说，要口袋大的——因为装的零食多。这个小心思被爸爸看穿了，嘲笑了好久。

　　潘妈妈和潘振的热情，使方芳不断回想起故乡曾一起长大的朋友。只不过，如今，她已很难和旧日好友找到共同话题。不同的生活道路，把她们带入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有一次，方芳戴了一块卡地亚牌玫瑰金的手表，一位女同学很是喜欢。

　　“多少钱？”女同学问。

　　“几千块吧。”方芳特意将价钱往少里说。

　　女同学嫌贵。方芳只好解释起大城市与小县城的消费水平。比如，买大蒜头，家里是1块8一斤，深圳是3块5。

　　“对，你们赚得多，花得也多。”女同学点头。

　　然后，再寻找下一个话题。这样的谈话，还不如和潘妈妈聊天来得轻松有趣。这样想来，方芳对家乡和家的感觉变得复杂起来，有时想念，有时厌恶，有时渴望亲近，有时又希望疏离。

　　背井离乡过春节的这些年，有时在除夕给家里打电话，听着电话那边的鞭炮声，自己好像立刻就闻到了鞭炮的味道、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一样。电话挂断，她又回到了现代的城市白领的生活。

　　潘振家的年夜饭，方芳吃得轻松愉快。她事后回想，大概也是潘振和妈妈觉得她一个人过年太冷清，正好来家里热闹热闹，才好意邀请她前去赴宴。不过，方芳还是觉得有些打扰，有些拘束。

　　2012年，方芳将满30岁。她终于决定结束一个人过春节的生活。机票是1月18日的，没有折扣，提前三个月就买好，“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防止自己临阵脱逃。”

　　无法确定，是不是潘振家的这顿年夜饭，使她有了回家的勇气。她只记得，离开潘振家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雾气缭绕，雪花飘落。方芳闻见空气里有爆竹炸开时特有的火药味道，“那正是小时候穿着蓝袄、举着竹竿放土炮，自己感受到的气息。” ★

　　为了未来，暂别家乡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有人愿意利用春节和寒假为自己考研的计划做准备，也有人试图利用劳动力最紧俏的时段展示自己的能力，为日后就业铺路。除夕，他们想念家乡，但是为了未来，他们放弃回家

　　文/李源

　　周阳(化名)决定整个寒假都在学校度过，包括春节。作为北京某艺术高校影视导演专业的学生，他心里还有导演梦。他希望能利用这个寒假读书以备考研。

　　以往的寒假，周阳自己形容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过年那些天，每天都面对太多繁琐的礼节；其余的日子总会被自己的慵懒所消磨，最终一无所获。“春节对我来说，就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觉得自己对过年越来越感到疲惫和无聊。“还不如在学校看看书，多学点东西。”

　　“考到北大，那曾经是我的梦想，为了梦想，自己付出一些，也值得。”周阳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保持着规律的“寝室——图书馆”两点一线的生活，但同学们渐渐离去，春节日益临近，他也开始想家。

　　夜色下的学校一片沉寂。这所大学在寒假中并不清校，但漆黑的寝室楼仅仅剩下几片灯光。周阳的同学中因为考研而不回家的，大约有四五十人，大家还建立了一个QQ群，经常一起讨论吃年夜饭的地点和目前自己复习的进度。

　　在他的计划中，今年的除夕，周阳可能会和同在北京的同学，找个热闹的地方一起过节。“除夕那天，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再怎么说也是春节，我怕自己会特别想家。”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周阳的决定，父母还算支持。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外过春节。2009年，大一的寒假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实现导演梦的机会。一个唐山的剧组答应让他担任导演助理。 父母也替他高兴。

　　然而，等他到了“剧组”，才发现那是一个传销组织。每顿饭都是清汤白菜和冷馒头，夜晚就席地而睡。

　　除夕那天，要不是听见外面密集的鞭炮声，他根本没意识到当天就是大年三十。父母打来电话，奶奶也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问候。“我奶本来就耳背，再加上外面到处燃放的爆竹声，话要重复好几遍，她才听得到。”周阳回忆。当晚，他蜷着身子，哭了整整一夜。他当时就决定，“过年了，我得回家，爬也要爬回去！”

　　在历经十八天的煎熬、最终缴纳了四千元“入会费”后，周阳幸运逃出。回家后，他没向家人说起这次经历，只是继续向父母编造关于剧组的趣闻。“那些事没什么好说的，除了让爸妈担心，没什么用。”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第一次“拥抱社会”就体会到了“江湖险恶”，但周阳对未来还是非常乐观。今年，他同样在外过年，但选择了在校读书这个更为安稳的方式。

　　周阳在空空的校园读书的时候，陈涵已经决定留在郑州打工。作为郑州轻工业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她的前两个春节都在打工中度过。

　　上大学前，陈涵按部就班地考试升学，从未出过远门。“对外界特别好奇。”陈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家庭经济条件小康，并不用为自己的生活费心。但她还是想利用寒假较短的假期看看“真实的世界”。

　　陈涵的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家人聚少离多。对于她这次仍不回家过年的决定，父母表示坚决反对。但陈涵决心已定，软磨硬泡让姐姐做自己的说客，终于说服父母。学校寝室就将被封闭，陈涵仍没找到廉价的出租屋。最后她还是只能向父母伸手，通过父母借到了一个朋友的空房。“我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首先想到的还是家，还是爸妈。”陈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一那年寒假，她在超市红酒柜台做销售。除夕当天，陈涵可以提前下班，她回到出租屋内，听到外面第一声炮响时，突然大哭起来，“我从小学就一直住在学校，一直都很独立，不恋家，但那时候，突然就控制不住了”。她回忆。哭完，就给父母和姐姐打电话。她听着外面的爆竹声，和母亲聊了三个半小时。

　　第二年寒假，陈涵仍然留在了郑州做红酒的销售。那年除夕，为了避免孤独，陈涵下班后来到郑州最大的超市，“因为那里人多，可能心里不会那么脆弱”。她把自己想买的东西，堆满了手推车，在超市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超市快关门，她才把手推车推到一个角落，只是从上面拿出了一个送给外甥的幼儿玩具。那时，陈涵还没有领到工资，囊中羞涩，“但除夕了，给外甥买一个小礼物，也算是寄托了点思念，心里好受一点。”陈涵说。

　　“我没有什么才华，更没有背景。我的优势就在于勤快、肯吃苦。这两点看似很简单，但真正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多。”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她才选择在劳工最稀缺的春节时段打工，让自己的能力能被人赏识，能够尽快地进入社会。 ★

　　每一个人都应无愧故乡

　　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文/江菲

　　似乎一瞬间，乡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集体病症。

　　事实上，只有离乡的人，才会想还乡；只有离乡的人，才会发现，故乡，已非故乡；故乡愈难回，乡愁，便越深。

　　乡愁情结的背后，是安全感的丧失。

　　心理学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当人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远走天涯，人们依然需要在心底保持与某此地区的一种紧密的联结。

　　具体到中国，每年春运的数十亿人次流动，或许正在印证，有多少人正在寻找这种心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多少人，正在精神上的出发点与物质上的奋斗地之间，疲惫地奔波。

　　他们或许别无选择。

　　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文化、医疗、教育等种种资源的政策性不平等分布，使得年轻人若想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便不得不选择冲向大城市；若想让下一代获得更好的发展路径，无论多艰难，也要挣扎在大城市；若不想在人生的最终时期老无所依，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大城市耗尽最后一滴血汗。

　　从某种角度讲，人们虽然获得了迁徙的自由，却无法获得平等迁徙到任何地方的自由，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值得放弃故乡去迁徙。

　　这其实是已被选择的自由。

　　然而城市也在拒绝他们。限制入户、限制购房，限制购车，限制入学，限制就业……他乡，亦不能成为故乡。

　　这种情况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更加明显。据一份对广州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调查，48.2%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对于广州是外地人；14.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11.8%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本地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虽然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和广州创造财富，他们却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这个为之付出辛苦的城市。

　　故乡，却又不可回。

　　不只是物理距离的遥远，不只是交通运力的限制，还因为巨大的精神鸿沟。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城市，乡村便成为了空壳。田野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乡间小路，变成了高速公路，传统的村落，变成了统一规划的“新农村”；留在故乡的，年老的，成了没有儿女的父母；年少的，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原来得以维系这个小社会的人伦体系、共同活动的情感消逝了，而附着在其上的互相利用、互相攀比和纯粹的仪式，便赤裸裸地凸显成为一种荒谬。

　　回乡的人，找不到回乡的共鸣，回乡，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了负担。

　　这是一种矛盾。不该消失的，却完全消失了；该有所改变，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在大城市进入加速发展的快速通道时，故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向下的逆向螺旋。

　　事实上，即便在城市，这种问题同样存在。老房子被拆掉，小巷成了通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厦，像给城市穿了一件光鲜却浅薄的时装——缺少了故事，砍掉了血肉，在只顾向前奔跑的运动中，忘记了历史与记忆。

　　因此，找不到故乡的人，不止于从乡村走出的人，还有上千万在各个城市间游离的人。

　　没有故乡的人，有什么？

　　你或许可以期盼不久后的的未来，但无法找到很久以前的自己；你或许有拼搏奋斗的勇气，但没有了享受成功的惬意；你或许有在竞争中取胜的技巧，但没有可以分享胜利的家族；你或许更聪明，却在林立的楼宇中，难以获得真诚的沟通；你或许更富用，却无法在他人跌倒时，放心地伸出自己搀扶的手臂。

　　从这个角度说，故乡不在他乡，在每个人心底；若说故乡会沦陷，那将不只是地理意义的沦陷，更是精神世界的危机。让故乡成为故乡，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永久居所，成为我们城市奋斗者的后援团，成为我们的亲人乐于生活自然蓬勃的生机之地。

　　而不管是游子还是留守者，都对故乡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说声回家太辛苦，说声回家太欢欣。

　　不管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一种叫做春节的血液，在这一刻，我们踏在回乡的路上，或者遥祝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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