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礼品变奏

　　小时候一块糖就能咂出的年味儿，这种“年味儿”却离人们越来越远。“突击花钱”买不回往日的温暖，礼不再是原来的礼，情也不再是原来的情

　　本刊记者/庞清辉

　　2012年元旦刚过，在北京工作的朱竞开始和爱人计算着今年春节回家得准备多少红包。

　　“每年的过节清单，晒的不是数字，是我的喜怒哀乐。过年，过钱啊！”最终，朱竞和爱人决定今年过年不回家。

　　同样在北京工作的赵建军今年过年也不回家。“几百大洋的车票，孝敬父母的心意，走亲访友的路费，亲朋好友的礼物，小辈的压岁钱……样样都是血汗，是英雄都得扼腕！”赵建军是个80后，刚从“收钱的变成给钱的”。

　　陈德全是个已过天命之年的浙江商人。2008年金融危机，他的集团陷入困境，曾经用各式各样的“礼”编织的网瞬间瓦解，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去年，他的生意好了，身边的人们纷纷“去了又回”。看透了“礼尚往来”背后的人情冷暖，他决定今年过节“不回家”。

　　恐归一族

　　囊中羞涩无颜见江东父老，赵建军为此煎熬了三年。

　　“今年春节不回家了，明年多攒点钱再回去。”1985年出生的赵建军，从山西朔州来北京工作3年，是北漂族中辛苦又心酸的一位小白领，目前在一家位于海淀区的网络公司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月薪约4500元。除掉每月1800元的房租、水电费、以及日常必须的消费，基本上“月光光”。

　　一眨眼，一年又过去了。赵建军特意查了查自己的银行账号：余额是6894元。赵建军在脑海里瞬间计算了一下回家的费用：给父母2000元，给爷爷1000元，准备年货800元，给亲戚家的孩子们压岁钱1000元，去外面和朋友吃饭1000元，再加上往返路费500元。“不是月光光，是年光光了。”赵建军耸耸肩，很无奈。

　　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赵建军一直被亲戚朋友高看一眼。每年过年回到家，街坊四邻都等着看他是不是衣锦还乡，“手里不多拿些钱回家，不仅给父母丢人，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身在异乡，赵建军觉得自己能够表现孝敬的唯一方式，就是出手大方。

　　可是回到家的光鲜总是和在外的现实相反。在北京这个家里人认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里，赵建军挣的钱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常年居住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整天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年底还是攒不下钱。

　　2010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赵建军整个假期都在被亲戚们追问什么时候升官，什么时候当老板？“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和小学时考试不及格不敢回家的感觉很像。”对父母，他也不敢提自己蜗居的生活。

　　那年春节刚过，本来打算初六再回单位上班，大年初三赵建军就提前赶回了北京。“再待上几天，恐怕要借路费回来了。”回家4天，工作一年的积蓄所剩无几，那4天就是“咬着牙的快乐”。

　　提前回了北京，很多朋友的聚餐没有参加，赵建军头脑灵光一现，发明了新的表示歉意的方式。“让朋友去我网上的菜地随便拿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过了个年，自己辛苦经营半年多的开心农场也被“洗劫一空”。

　　父母知道赵建军现在工资不高，从11月份就开始唠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当赵建军下定决心用孝心打败自己的虚荣心时，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徘徊两天后，却被“没票”二字把回家的心给驳回了，随后赵也尝试在网上订票，仍无果。

　　回不去了，赵建军摸摸口袋，心里落了一块石头。但是愧疚之情却不停地往胸口涌，“感觉自己挺残忍的。”12月底，妈妈打电话说家里下雪了，赵建军就站在阳台上静静地想，老家后面的山上是不是和小时候一样白茫茫一片，也有很多小孩子堆雪人、打雪仗。

　　小时候在家过年，一家人聚在一块洗菜、烧饭、包饺子，一碗红烧肉就能让一家人热闹一整天。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没亮，赵建军就急忙套上妈妈买的新衣服，等着跟父母去拜年，收压岁钱。

　　关于压岁钱，赵建军记忆中最“悲惨”的遭遇就是，把“压岁钱”藏在家里的麦乳精铁罐里，结果被妈妈发现，最后一点点变成家中餐桌上的油盐酱醋。

　　陪伴了20年的“压岁钱”没有了，开始发压岁钱。赵建军有点耿耿于怀：自己当年收压岁钱只有10块钱，而现在出手都要100元起价。

　　“节奴”是怎样炼成的

　　朱竞从圣诞节就开始准备寄回老家的礼品了。

　　虽然2012年春节朱竞不打算回家，“但是礼还是要到”。朱竞忙着发快递，说话就很简短。年终快递公司容易出问题，朱竞提前十天就开始往外寄礼品。

　　礼品有给父亲买的皮夹克，给母亲买的羊绒衫，送亲戚朋友的土特产。“其实省了很多钱。”朱竞有些偷笑。和去年回湖南老家过年比起来，这次省了至少8000元钱。

　　朱竞和老公从湖南郴州到北京来上学、然后上班，已经13年了。每年回家过年，朱竞都撒钱撒得心疼肉疼。去年那张统计的单子她都仔细看了又看：来回路费1500元；给父母准备红包每人1000元；探望生病的外婆1000元(因为老公小时候是留守孩子，基本上都是由外公和外婆照顾的)，老公有二兄弟一姐姐，堂兄弟堂姐妹5人，舅父姨父姑父很多，准备亲戚串门回送的礼物有3000元。侄儿外甥外甥女等姑表侄辈等人均100元，压岁钱总共3000元。还有临时性费用3000元，包括吃饭、购物、打牌开支等。此外，朱竞老公还预备了3000元赞助费，“有人生病，或者打牌时，可能被借走的费用”。

　　回家过年，总有想象不到的地方要花钱。粗略一算都要将近20000元。朱竞在出版社上班，老公在一家IT公司上班，两个人的月薪加在一起2万出头。房贷和车贷近10000元，结婚7年没要孩子。“明知道自己能量不足，却仍然要摆谱。”朱竞老公每次回北京都是把口袋里的钱花个精光。

　　初一开始拜年，每天到一个亲戚家吃饭，顿顿都是席开两三桌。“像打仗似的，搬来搬去很多礼品。”而且每一家都怠慢不得。“亲戚朋友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别人就会认为你瞧不上他了，会得罪人的。”朱竞说，要不一家都不去，要不家家必去。亲人离得远了，别人会说“远亲不如近邻”，亲人的功能一下子消失大半。朱竞一年见不到父母几面，父母总还需要周边的人关照，“亲情慢慢就成了‘债务’——人情债，有借有还。”

　　去年春节尤其让朱竞觉得吃不消。物价飞涨，开销大增。12月份开始，朱竞就开始经常做梦，梦到给长辈、晚辈红包，带大小礼品走亲戚，还有同学聚会，请客吃饭。

　　决定不回家之后，朱竞开始利用节假日、周末周旋在各个卖场、商场，货比三家外加寻找各种打折：从购物中心里淘到一些给小孩子的小清新毛衫，只花了89元，给外婆准备了新疆大枣和足疗盆，花了400多；给舅舅选中了一款他一直唠叨的轻便结实的户外藤椅，价格300多元。元旦节过后，两人忙着打包发快递。

　　虽然人不回去了，但是从父母打过来的电话里，朱竞还是听出来，亲戚邻里什么都打听明白了，春节回家谁坐飞机，谁挤火车，谁开小车，清清楚楚。谁考进中直机关做公务员，谁从北京回到市里，市府专车接送。每一个春节回家，就好像一次阅兵，个人社会资本的综合实力，一目了然。“你必须接受检阅，就好像年年一次的摸底考试。”朱竞说自己今年不想被检阅。

　　但是，朱竞老公早早就预测，不能陪父母一起吃年夜饭，在朱竞心里是个缺憾，“看春节晚会的时候，她肯定想家，肯定会哭。”朱竞自己安慰自己，看见长辈们脸上的皱纹，花白的鬓角，越来越行动缓慢的腿脚，更难过。

　　“2012年加把劲，年底多存点钱，明年一定回家过年。”朱竞已经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也有点赞成老公的建议，明年自己开车回家过年，车里装满礼品，然后自己坐在车里得意地笑一次。

　　“送出一粒米，赚回一牛头”

　　与赵建军和朱竞春节礼品送给家人不同，刘萍的春节礼品都是送给亲戚之外的人。

　　“钱花了，礼送了，心里踏实了。”刘萍是浙江温州鹿城区的商人，在北京有一家策划咨询公司，长年为企业和单位策划活动、年会，客户非常多，有国企有民企。“酒礼盒一共花了20万元左右，茶叶茶具花了20万，其他的礼品也有20万左右。”刘萍说，每年春节，她最大的开销就是打点客户和合作伙伴。

　　刘萍奉行的信条是“送出一粒米，赚回一头牛”，讲究投资要有回报。“这60万明年能带来几百万。”刘萍有些得意，“关系得用实货(钱)砸”。

　　刘萍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子，节日很少回老家，过节是刘萍和客户沟通感情的好机会。在北京几年，刘萍学会了送礼的很多技巧：与众不同、出其不意、四两拨千斤？???研究来研究去，刘萍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礼品公司。

　　2011年6月，刘萍的公司注册成立，专做瓷器茶具礼品。“价格标得很高，其实成本不高。”除了自己拿产品送礼，刘萍还给其他浙江商人送礼供货。

　　和刘萍一样自己生产礼品的商人很多。陈德全也是浙江商人，他在浙江沿海的深海处，开辟了养殖野生海产品的海域，还在北京的郊区承包了一个果园，“产品绿色没有污染，除了供自己家人吃以外，平常会给一些熟悉的酒店供货，剩下的都是留作过节送礼用。”

　　为了保持新鲜，陈德全甚至学会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保鲜方法，直接空运到北京，为的是让收礼的人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

　　2012年春节，陈德全打算不回家，“厌倦了过年” ，陈德全说。 2008年，他的企业陷入困境，曾经的笑脸都阴云密布，看见他的车都绕开他。去年，但他的企业起死回生，身边人又都恢复了从前的热情。这让陈德全看透了什么，但他仍旧参加各种聚餐，和人们寒暄，却“再没有心情去听对方是否来自真心的夸奖”。 ★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德全、倪强为化名。)

　　“礼品”的变迁

　　人们对于礼品的选择和送礼观念的转变，可以管窥整个转型社会中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每一步变化

　　文/张立群

　　“礼”最早从宗教和祭祀而来，是人们对神灵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有仪式和物品两层含义。在古代，礼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的礼节仪式，也是人们行为的标准和要求。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的宗教和规范意义慢慢剥落，它的物质意义开始成为主流，并逐渐变成一种人际交往符号。

　　送礼是中国人的传统，礼尚往来一直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普遍意义上，这个“礼”多是以“礼品”为载体彰显，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之间赠送的礼品更在时间的洗礼中完成了一步步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与巨变。

　　单纯的幸福

　　新中国建立初期，物资匮乏、百废待兴。生活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吃白面、穿新衣在普通人家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因而那个年代的礼品也分外质朴，实物之“礼”几乎是清一色的面食，“轻、薄、小”是显著的特征。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一小袋白面、一封糕点或是几尺布就是最好的礼品。

　　钢笔在当时算是非常高品质的礼品，走在路上穿中山装、口袋别着钢笔的人备受羡慕。若那钢笔是派克牌的，更是相当有面子，甚至可以当做宝贝代代相传了。

　　货币之“礼”则以角钱为主，粮票、布票为辅。过年时孩子们的压岁钱，大都在一角到二角之间，偶尔也有给五角钱的，就算是了不得的大数目了。在那个一切凭票的年代，拿粮票、布票送人，亦是很高端的礼物。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国的主流变成了领袖和红卫兵，那一时期，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是最流行的礼品；印有标语的茶缸、毛巾、袖标被称为文革三件宝，成套赠送。结婚办喜事，亲朋好友送的都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类的年画，单位则送成套的《毛泽东选集》或毛主席石膏像。

　　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清苦、简单却又容易满足，一份小礼物往往就是记忆里单纯的幸福。

　　礼品变“厚”

　　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人把烟酒当做礼品。之后，女子出嫁有了“彩礼”，上海牌手表，飞鸽、永久牌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是十分贵重的婚嫁礼物。人们之间的往来也逐渐多起来，谁家发生像住院、生子、参军入伍等大事，一般都是以鸡蛋或糕点作为礼物。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礼品的发展也与经济发展同步，进入了辉煌时期。春节时礼品花样增多，除了糖果、糕点外，还有肉、酒、水果之类，罐头和麦乳精也开始走进礼品的行列。

　　与此同时，新鲜事物大量涌现，花衬衫、喇叭裤、蛤蟆镜这些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时髦惹眼的礼品，赠送者和接受者都走在流行的前列。

　　到了80年代，“礼”逐渐“大”和“多”了起来。过年过节送烟酒、罐头、水果已成常态，并开始讲究烟酒的牌子。压岁钱和随礼也相应攀升，由10元到20元、50元、100元甚至更多。体现时代特征的结婚“三大件”演则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此外，印有明星、花鸟、风景等各类题材的挂历也成为过年馈赠的厚礼，风靡了整个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90年代的“礼” 变得丰厚起来。食品开始变成了整袋大米、成箱水果、整件名酒、鸡鸭鱼虾等。随礼的范围和领域逐渐扩大，数额也不断增长，礼尚往来开始变味。高档手表、商务通、BP机、电脑、手机等作为高端礼品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礼“重”人意“轻”

　　进入21世纪，在经济、文化发展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礼品的选择开始追求个性、品质和健康。绿色环保食品渐渐担当礼品的主角，具有区域特色的土特产也“火”了起来。各种保健品、营养品以及健身、按摩器械成为子女孝敬老人的礼品。具有个性特点和品牌内涵的礼品也广受欢迎。各类造型独特的个性礼品，如个性优盘等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名牌包、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成为不少人购买礼物的首选。

　　春节父母、长辈送给孩子的礼物也开始从单纯的压岁钱、玩具等变成送给孩子诸如“生活锻炼夏令营”“强身健体训练营”“红色旅游”等有益成长的精神食粮。

　　近几年，伴随着物质的丰富，银行卡、购物卡、现金、股票以及各类奢侈品逐渐成为礼品的主力军，送礼的花样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高，表达方式越来越隐蔽。“礼”已经从过去简单的表达感谢、祝福变成了走关系、通人情甚至是进行贿赂的手段。礼“重”人意“轻”的现象更是成为送礼的常态，给礼物原本承载的单纯意义蒙上了一层黯淡的灰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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