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文本参与者推敲出的上海公报
公报文本参与者赵稷华：逐字逐句推敲出的上海公报
这份在后来被赋予特殊历史意义的公报中的每一个字句，都经过了中美双方火眼金睛般的掂量和扫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奕发自北京 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借口“肚子痛”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访问后，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就在这条震惊世界的消息发布后，时任外交官的赵稷华隐约觉得，他将参与到这一历史事件中去。此时，赵稷华与中美接触已有一定渊源：于1971年调入外交部欧美司美国处后不久，他便参与了“乒乓外交”的翻译工作，并在其后参与了基辛格两次访华的相关准备和接待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赵稷华的这一直觉相当准确——尼克松访华前后，在外交部欧美司任职的赵稷华参加了“上海公报”谈判的中方工作班子，担任部分会谈简报和公报中英文本的管理工作。而这份公报，则成为后来人们审视那场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最直接呈现。
草案让美方觉得“被审判了”
事实上，公报内容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才开始拟定，而是早在1971年10月，基辛格公开来华为尼克松访问做准备期间，双方就已基本敲定联合公报草案——除了台湾问题美方声明部分的一两句话悬而未决外。
赵稷华透露，先期就公报内容谈判主要有两个阶段的争论，即要不要搞公报以及搞什么样的公报。
在草拟公报方面，美方表面上更积极，觉得尼克松来一趟如果没有成果很难交待。中国觉得尼克松能亲自登门已经是中方一个成就，有一个文件也很好，实在谈不成也没关系、无伤大局。因此，双方就要不要谈公报很快达成了一致。
“至于要什么样的公报，分歧比较大。”赵稷华透露，基辛格在访华时带来了一份美方公报草案，但是中方并不满意，认为美方公报草案写得比较传统，表达了双方的和平愿望等内容，但把双方立场都模糊了。而中方觉得不应该回避分歧，在分歧基础上再列共同点，这一点遭到了基辛格的强烈反对，周总理只好出面亲自说服美方接受。
中方第一次提出草案后，美方大吃一惊，觉得“被审判了”。它们认为，“中方用强烈的语言重申了革命口号式的外交政策，过于针对美帝国主义、越南问题，他们绝对接受不了，回去很难交待。”
对此，中方向美方做了说服工作，表示列明分歧点恰恰说明双方立场是公开的，可以向盟友、国内的反对势力有所交代；而这也让列出的共同点更为突出、不含糊、真实可信。再三沟通后，美方终于同意接受了中方提议的形式。
说起这个细节时，赵稷华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在公报先期磋商期间，双方本就“人民要革命”这一说法有所交锋，美方表示要改成“人民要正义”，最后经与周总理商定，改为“人民要进步”。但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又改回了“人民要革命”这一说法，主要考虑到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国人对这一说法已耳熟能详，不好轻易改。对此，乔冠华对基辛格说：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场革命，美方不应害怕“革命”一词——基辛格被说服了。
台湾问题成交锋重点
然而前期敲定公报基本内容并不意味着后期的好整以暇。事实正好相反，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关于公报事宜，乔冠华与基辛格就磋商达11轮之多，而具体内容则又逐字逐句捋了两遍。
这么做当然有它的原因，一方面，公报草案谈判已经过去近半年，内容需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有所调整，中美在此方面没什么大的分歧，但出于谨慎起见，的确需要花费时间重新商讨。
至于台湾问题，几经交涉后，双方终于就最为关键的“关于美国自台湾撤军”一句的措辞等有关说法达成了一致。
其实，在双方就公报进行的前期磋商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表述早就有分歧。美方的立场是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我们强烈要求对方承诺撤军。“和平解决”和“撤军”的关系是争论焦点，中方不同意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美方则要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即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了美国才能撤军。而这是中方绝不能接受的。
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中方仍坚持“本着这一希望(和平解决)”这样的连接措词，而美方仍坚持用“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的提法。直到最后，双方才达成妥协，同意用“考虑到这一前景”这一较弱的说法，用“前景”而不说“前提”，“前景”只是一种可能或愿望，“前提”则是一种条件。
“谈公报一般在上午、中午、晚饭后抽时间，一共进行了11轮，一次平均两小时，节奏非常紧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尼克松在北京停留的最后一天，双方不断开会谈了四次之多，基辛格还单独约见了两次周恩来，那一天真是紧张得要命。”赵稷华说。而经过磋商，双方终于在北京达成协议。
美临时起意“修改公报”
双方在公报上达成一致后，1972年2月26日，尼克松一行自北京赴杭州访问。没想到活动结束后，美方当晚紧急约见中方，称罗杰斯就联合公报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希望中方再予考虑。
“乔冠华听闻非常生气，表示公报都已经谈完了，眼看尼克松就要结束访问，再这样‘扯皮’就谈不成了。”赵稷华说。
在赵稷华的记忆中，罗杰斯的所谓“意见”其实对公报内容本身并无大的企图，而在于想改变有关台湾问题措辞调子的强弱——对美方有利的要加强、对中方有利的要降低。例如在“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表述中，罗杰斯认为“立场”一词语气太强，要求将其删掉，只说“美国政府对此不提出异议”。
对此，中方紧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的回复是：涉及台湾问题的内容不能改。“尽管当时气氛很紧张，但中方也并没有觉得那么悲观，因为美方还是尼克松说了算。”赵稷华说。
经过中方的争取和双方协商，27日凌晨，双方总算最终敲定联合公报内容。当日上午，双方再次核对文本，送至上海的印刷厂紧急排印中英文文本。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当天，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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