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进中国记:官方5年前在10个城市试点监测
中国周刊第8期封面
呼吸之痛
每个人都有呼吸洁净空气的权利，有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自由。面对空气污染，任何人都不应刻意回避，亦无权秘而不宣。没有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呼吸之痛终难缓解。
李佳蔚 北京报道
PM2.5进中国记
“一个硕大的毒气罐。”
去年10月31日下午5点18分，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童话作家郑渊洁，在自己的微博如此评价当时的北京。
博文下，他配上自己拍摄的照片：灰色天空下，三栋大楼从上到下弥散着浓雾，“空气中有呛鼻的硫磺味儿。”
北京市环保局并不同意郑渊洁的说法。在官方微博里，对于同一天的北京空气质量，写着：空气污染指数为132，轻微污染。
更多的人，选择站在郑渊洁这一边。近一万条的转发评论，纷纷对环保局的官方数据表示质疑，有人说，“我们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的肺。”
著名地产商潘石屹转发的一条微博，让人们大为吃惊：朝阳区某驻华机构定时播报的数据，北京空气质量指数，307，有毒害，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257。
除了惊呼“轻度污染”和“有毒害”之间巨大的差别，一个巨大的问号在人们心里升起：PM2.5，是什么？
两种空气
“crazy bad(糟糕透了)！”
在郑渊洁写下“硕大的毒气罐”三周后，某机构用了这句话形容当时瞬间的北京——它所在的东三环的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了500。
其实，某机构早在2008年就在自己院里摆上了一台空气检测仪，每隔一小时，就在推特上发布一次空气质量指数。可是在头两年，这些数字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颜玉就是从这天开始关注PM2.5的指标。一年前，她从美国某著名公立大学博士毕业，她所在的传媒学院排名全美前十。
“当指数超过180时，我就不出去采访了，也不出去和朋友吃饭。”关于PM2.5的数据成为了她的北京出行指南。
可是这份指南让她沮丧：“真的按它来，我得有半年都呆在屋里。”另一份数据同时摆在她的面前：120—140，轻度污染，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看上去让人放心。
颜玉花4800块钱从网上买来空气检测仪，亲自到秀水街和北京工体等地，测出空气质量数据，再对比某机构的数据，“误差在18%左右。”
实际上，北京市环保局和从事环境污染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强调，人们眼中两个数据之间巨大的差异，源于监测空气质量的两套标准——北京市环保局不采用PM2.5计算空气质量指数，而采用PM10计算空气质量指数。
在美国读博士时，颜玉曾看到过一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的全球空气质量地图，专门展示世界各地PM2.5的密度。
地图由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制作。他们根据NASA的两台卫星监测仪的监测结果，绘制了一张显示出2001年至2006年PM 2.5平均值的地图。在这张图上，红色(即PM2.5密度最高)出现在北非、东亚和中国。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PM2.5的密度，指数甚至接近每立方米80微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
其实，颜玉也把自己的数据与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对比过，对比了两三次就放弃了。“咱们干脆直接用PM1000标准好了，只要没有直径一米的石头飘在空中，就说明空气质量很好。”
PM是“颗粒物质”的缩写，PM10代表直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悬浮颗粒，被称为粗颗粒物；PM2.5意指直径小于2.5微米的悬浮颗粒，也被称为细颗粒物，灰霾天气主要是因为PM2.5造成的。这些可吸入颗粒物都是极其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们密密麻麻悬浮在空气中，肉眼不可见。
PM2.5和PM10，相差的可不止是直径。
一般而言，粒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粒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会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5年全球更新版《空气质量准则》中提到，PM2.5年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5微克时，比每立方米10微克的浓度，人类的死亡风险会增加15%。
“在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的毒性物质就更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说。
《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otal Environment)上曾刊登过潘小川教授和同事的一项新发现：2004年至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会增加5%左右。虽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PM2.5的影响显然更大。
而这些，显然不是像颜玉一样的普通人所能了解的。
面子上不好看
实际上，PM2.5这个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科学界认识的“健康杀手”，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飘荡了20多年。
早在1995年左右，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就报告了广州、武汉、兰州、重庆4大城市8个采样点的PM 2.5年均浓度——57—160微克/立方米，比美国1997年颁布的标准值(15微克/立方米)高2.8－9.7倍。
美国在1987年开始采用PM10空气质量标准，在基本解决PM10问题之后，于1997年发布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这期间，经历了10年时间。
广东省气象局首席气象专家吴兑，从2004年到2010年，对珠三角地区的气溶胶(大气悬浮颗粒物)谱浓度，进行了七年完整监测记录。结果发现，包括在PM10中的细粒子PM2.5浓度，季均值则全部超出美国原日均值限值的65微克/立方米。
不过，吴兑认为美国发布的PM2 .5浓度指数，有一定误导性。“因为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对PM2 .5作出过时均值规定，因此在没有时均值标准而又需要判断大气污染状况时，世界气象界通常取日均值的3倍，来判断时均值是否超标。”
同时，在我国气象行业内，对PM2.5细颗粒物的监测，事实上至少已进行了8年以上。
据媒体报道，相关人员证实，北京市包括各科研机构在内的40多个大气监测站，早就对PM2.5进行了监测，只是未向公众公开而已。
在去年PM2.5被普及之前，2010年1月，中国气象局就正式发布了《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气象行业标准，其中规定了PM 2.5日均值限值：75微克/立方米。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机动车的增长，各地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石油大学的于国光博士的检测显示，2005年11月至2006年11月，中国石油大学周边空气的PM2.5年均浓度为95.5微克/每立方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开始了PM2.5的监测。
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大气室李健军副主任介绍，从2007年开始，环保部已经在10个城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PM2.5的试点监测。这些监测的数据，包括危害性、本底浓度等将为国家制定PM2.5的质量标准，提供必要的依据。
曾有媒体走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机房内，见到了一排专业设备，可以测各种直径的可吸入颗粒物，最小到一微米以下。
李健军表示，这些先进的设施要普及到全国，显然还需要时间。
相对于先进设施的普及，科学概念的普及本应相对容易。
2008年6月，曾是PM2.5进入大众视野的好机会。
当时，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空气污染一度非常严重。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抛出一个惊人说法，“广州人的肺都是黑的”，并称“广州式黑肺”源于汽车尾气。
可是这一年中国大事不断，钟南山的惊人言论并没有掀起多大的反响。
三年多过去，北京连续的大雾阴霾天气，让PM2.5首先在民间被讨论得沸沸扬扬。此时，钟南山再次站出来，宣称PM2.5会进入并永远停留在肺泡里，并呼吁政府公布监测值。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曾对媒体表示，即便我们按照相比美国标准更加宽松的世卫标准，将PM2.5加入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或许是环保部门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曾对媒体表示，现在环境部的考虑是，在东部发达地区，PM2.5要正式进入质量标准，正征求意见。有些地方还是怕空气质量变差，面子上不大好看。
2011年底，国家环保部曾就是否纳入PM2.5进行公开意见征求，但最终因意见分歧未能通过。
“打入”政府内部
“所有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几乎都面临着空气污染指数超标的问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说。
他一直从事空气污染方面的研究，在2009年10月30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名为《超大城市的清洁空气》的文章。“超大城市指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2009年全球有19个，包括中国的北京和上海。随着全球进一步城市化，预计在2025年将出现27个超大城市。”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独善其身似乎并不容易实现。
难以忍受的颜玉一口气买了三台空气净化器，卧室、客厅和书房，各放一台。她的生活一度被“净化”了：空气测试仪显示，当室外的PM2.5浓度高达300时，她客厅的数字是45左右。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空气净化器带来了一个新的污染源——臭氧，三台空气净化器工作时释放的臭氧高出标准2倍。
而在PM2.5数值被潘石屹等微博达人不断转发后，各路媒体持续跟进，一场关于PM2.5的网络狂欢不断发酵。
在过去接近半年的时间里，潘石屹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北京的空气质量，甚至今年1月22日的除夕，他也坚持在微博上播报北京的空气质量。后来，他还加入了上海、广州等地每天的空气质量与北京的相对比。
2012年1月15日，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在题为《PM2.5：微粒中的政治》的评论中写道：“政府并没有对PM2.5的认识，因此并没有对公众提供相关信息与知识。公众是从网络上知道PM2.5的。而国际标准与专业知识的存在以及无数个人都有‘空气不好’的共同体验，这使公众觉得自己的立场有合法性，从而极大加速了相关信息的传播。”
“这样的传播同时就是社会学习、社会辩论以及社会动员，它最积极的效果，是将公众压力和公众诉求成功“打入”政府内部，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议程。”郭巍青教授说。
“最积极的效果”终于显现。
2012年3月2日，“两会”前一天，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被增设到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里，并收紧了PM10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收严了监测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将有效数据要求由原来的50%—75%提高至75%—90%。
据专家估计，按照新的标准，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
一周后，一直推动PM2.5公开的地产商潘石屹在微博上表示：促政府公布PM2.5一事告一段落了。回想起来，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只要呼吸空气的人都成了朋友。
正如他在微博中表示，“人人都是PM2.5的制造者，人人都是PM2.5的受害者，人人都应该是PM2.5的治理者。我们需要诚实面对，而不是欺骗。”
2012年7月，在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的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里，与“摇号”、“团购”、“微博”等新鲜词儿一道，“PM2.5”被增收其中。 (文中颜玉为化名。实习生曹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