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哈孜·艾买提

　　哈孜的画成了维吾尔人日常生活里的“图腾”。还有人说，只有在哈孜的画里，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维吾尔人。

　　主笔  曾焱

　　走进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或者随便去到南北疆哪个村镇的临时集市，都能在一些有民族风味的物品中发现哈孜·艾买提的画。《阿曼尼萨罕》、《艾里甫与赛乃姆》、《木卡姆》、《天山颂》……这些风情地道的画作早成为印刷品传播到全疆各地，有生意头脑的人又把它们仿制到各种工艺品上，织进墙围子、大地毯，或者印上杯盘桌布。据说在和田，用同等织线和机器做地毯，如果图案能用上哈孜的画，织起来难度虽然大些，但卖价肯定高出一大截。

　　在哈孜家里聊起这些事，我问他：“那么多人随意仿了你的画当商品，你不在意吗？”老人一笑，说早就想通了，齐白石那么大名气，他的画不也被人随便印到热水瓶和洗脸盆上嘛，恐怕也没付过他钱吧。他刚去过一趟北京，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回顾画展“天山魂——哈孜·艾买提美术作品展”。“我真的很知足，感恩。”哈孜说。

　　在喀什噶尔

　　在乌鲁木齐住了半个世纪了，哈孜和妻子还保留了喀什人的生活习惯，离不开烤馕和清茶。

　　哈孜的家乡在喀什噶尔的疏附县浩罕乡霍吉达尔村，离有名的香妃墓和古老的亚斯达克清真寺只有两三公里远。哈孜告诉我，浩罕是一个四季都有鲜果吃的好地方。“小时候，家里果园的杏子和桃子同时成熟时，总是落满一地，送人都送不完。”每年五六月是维吾尔人的“圣墓朝拜”，哈孜说，那时候的香妃墓会变得人山人海，从南疆各地有几万人来这里游玩和做买卖，不远处的村头老街上聚集了各种说书的、走达瓦孜的、算命的、设赌局的、卖烤包子的，铜匠、金匠、鞋匠们也都拿了自己做的东西叫卖，非常热闹。每个周五礼拜日，哈孜也会用毛驴驮上一筐从自家果园里捡的杏子，去赶热闹，随便也想挣些零用钱，不过据他说，有收获的时候并不多。

　　在维吾尔语里，“霍吉达尔”是“主人”的意思，因为最早来这里定居的是霍加家族之后。村里很多人靠做鞋为生，但哈孜家是圣人之后，上几代人在当地都有很高的声望：他的上第七代太祖爷艾力江阿吉是一位18世纪的大学者，村里有一片陵园至今还叫做“艾力江阿吉爷爷麻扎”，陵园对面几经重建的霍吉达尔大清真寺，也是艾力江阿吉当年出资修建的。哈孜的爷爷叫阿布杜勒瓦依迪喀孜阿吉姆，也是一位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宗教学者、史志专家和著名诗人，他写过一首称颂喀什噶尔的九段五行诗，里面有这样华美的诗句：“如果天堂在至高无上的天空，喀什噶尔就在其下/如果仙境就在大地之下，喀什噶尔则在它之上。”而哈孜的父亲艾买提喀孜阿訇，是当地执掌伊斯兰教法的法官。

　　1933年哈孜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58岁，因为前面有两个儿子早夭了，对晚年得到的这个独子十分疼爱，加上哈孜生母在他3岁时病死了，父亲和几个姐姐更关爱他。哈孜记得他家客厅里有个很大的壁龛，里面存放了300多部相传了六代的珍贵典籍，而父亲任由他踩着凳子爬上去翻看，并不拦阻。那些书中有许多是年代久远的手抄本，里面精美的插图启蒙了哈孜对绘画的最初兴趣。哈孜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壁龛里的书有些是牛皮做的封面，有些则是在硬纸封面上包了一层布，那些书都很大，有些是纯粹的手抄本……父亲从那些书中找出手抄的或有彩色插图的给我。我一本接一本地看，而且反反复复地看，怎么也看不够。”

　　1986年，已经成为名画家的哈孜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邀请，为他刚完成的历史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画插图。这本书涉及很多古老的历史图景，比如伊斯兰化以后朝代的君王、大臣、将士应该什么样的长相，他们的服饰、兵器又是什么样子？专门研究维吾尔族历史的学者要弄清这些细节也颇费考量，哈孜却在赛福鼎家中住了15天就全部画好了。这种丰厚的历史学养，有一多半来自小时候他在父亲藏书里读到的大量古代手抄战史。哈孜说，他那时候最喜欢临摹书里的画，用掉父亲不少和田纸，有时也用黑炭画在地上或者家里引炉火用的木片上。上小学后，他开始用烧成黑炭的杏木和枣木往家里的白色院墙上画，开头是画飞禽走兽，后来迷上各种战争场面和人物，画满了一墙。父亲的朋友来家做客，看到墙上的画都责怪他父亲放纵儿子在院里画佛像——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所有清真寺、学堂、宫殿及各种房屋的墙和屋顶禁止画人像和生灵，只能有花草风光及《古兰经文》、圣训的片段。哈孜说，他父亲虽是喀孜身份，思想却十分开通，他从壁龛里搬出几本古书来回答客人：穆斯林画家在古代文学书籍、战史和达斯坦长诗等手抄本上都绘制了大量画像留给后世，从没人把书中的画当佛像，那些画不过是更生动地表现了文学作品而已。

　　“是真主把对绘画的执著点燃在人们心中，泯灭恩赐的这份激情是不对的。”他父亲这么说。这位父亲以摒弃教义偏见的宽容，保护了哈孜对艺术的一份激情，帮他最终成为专门创作人物画的“新疆油画史的重要开创者”。

　　到乌鲁木齐去

　　1951年12月，哈孜考上当地唯一的中学——喀什噶尔师范学校，进入教师速成班。在那里他遇到了艺术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引路者——美术教师阿布都克里木·麦麦提力。

　　1954年夏天，成绩优异的哈孜从师范学院毕业，被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美术系免试录取了。他到乌鲁木齐后，发现自己居然又成了格尔亚佐夫的学生，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俄罗斯画家在系里负责为学生讲授构图和色彩。

　　哈孜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不断说到他老师格尔亚佐夫的命运：毕业于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推崇19世纪自由画派的代表列宾·索尔科夫，遵循严格的“契斯卡科夫”教学法。后来这位俄罗斯画家却因为长年酗酒而被学校开除，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夜里掉进石灰坑悲惨地死去了。哈孜一直怀念这位老师，记得他指导自己怎么画好人物：“格尔亚佐夫说，世上人的脸各不相同，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家庭的人也有差别。创作人物肖像画，要把每个人独有的特点画出来。”哈孜由此在他一生的绘画中都对人物形象有一种迷恋，他说：“人是世上最美的，画面人越多、场面越多，我画起来越过瘾。”

　　在格尔亚佐夫之后，对哈孜绘画艺术产生至深影响的，是库木吐喇和克孜尔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在哈孜家里，他向我们毫无忌讳地谈起年轻时代如何对佛教洞窟壁画产生了巨大的神往。

　　“第一次进洞是1965年夏天，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考察和临摹壁画。库木吐喇千佛洞在库车县的渭干河边，我们找了离洞很近的一个村子住下来，然后每天过河去观摩壁画。”哈孜说，他们当时找到附近一位95岁高龄的木匠，老木匠给他们讲了一段往事：在老人44岁那年(约是1914年)，有六七个骑骆驼的人来了村里，里面除了两个翻译，其余都是“俄罗斯人”——那时候在当地农民眼里，所有外国人都是俄罗斯人。这帮人用比当地帮工割麦子高一倍的价钱雇了老人和他儿子，进了库木吐喇千佛洞。他们先要父子俩做出十来个长80厘米、宽60厘米、高30厘米的木箱子，然后按照箱子大小，从洞中壁画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切割下来，在箱子里放一板壁画加一层棉花，每个箱子放进五六幅后，钉好了用骆驼驮走。在拜城县的克孜尔千佛洞，这些人用同样办法弄走了更多壁画。老木匠告诉哈孜：现在我们听你们说千佛洞的壁画是文化瑰宝，我们从前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教职人员都说千佛洞是“卡里马克”(旧时维吾尔人对蒙古人的一种称呼)的石窟，佛教徒的崇拜物应当消灭。老人还回答了哈孜提出的一个疑问：那些被火熏坏的壁画，并不是外国人放火烧的，是后来有牧羊人在石窟过夜，生火做饭熏坏了墙上的壁画；很多壁画人物的眼睛被挖掉，宗教极端人士做的；佛像身上的饰物都被人用刀刮掉，是因为上面原来涂了黄金。

　　这次观摩石窟壁画的经历，让哈孜对1700多年前佛教时期的绘画艺术产生了强烈向往，他们尽量把保存完整的或者自己喜欢的壁画临摹下来。他还按照老师的布置，在渭干河边用水彩画了一张克孜尔千佛洞的全貌。

　　20年后，已经在新疆艺术学院任教多年的哈孜再次进入库木吐喇千佛洞，这次他是受命和自治区文化厅的老画家徐庶之一起带队去拯救文化遗产。1976年春天，因为库车县在石窟附近的渭干河上修坝建电站，河水倒流导致9个洞窟进水，壁画面临被淹的危险。自治区文化厅由此紧急抽调了艺校教师和应届毕业生组成临时抢救工作组。哈孜和徐庶之他们进到洞里后，迅速搭起支架、铺上木板，每天攀爬上面去临摹，在洞窟里昼夜点灯作业。“窟顶壁画尤为难画，我们要把木架升高至人能仰卧作业的位置，然后仰卧在木架上临摹。”这种经历幸运地让他和壁画有了最近距离的接触。哈孜说，他是一日日被画中人物的形神之美震慑。“画中人物的肢体动作非常细腻，连手指动作的最细致微妙之处也表现了出来。”哈孜回忆。后来绘画《艾里甫与赛乃姆》、《木卡姆》、《乐迷》，他很自然地就把记忆里的这些东西都放了进去。1994年，他应邀到巴黎、安卡拉和土耳其举办个人画展，在柏林博物馆里看到了印有1903至1905年取自库木吐喇和克孜尔千佛洞彩色壁画的图书，心里又自是一番感慨。

　　199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进门对面墙上，出现了一幅巨大的挂毯——《天山颂》，画稿设计者就是哈孜。这是一幅大美的新疆图景。挂毯长12.6米，高4.5米，画面里有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汗腾格里峰，空中有舞者在飞扬和田艾德莱丝绸，各族骑手于云彩之上跨骑骏马奔腾，下面是沙漠驼队、宴乐中欢快起舞的维吾尔人、广阔的草原、棉田、油田……从那些飘逸的造型线条里，不难发现来自千佛洞石窟壁画的影响。

　　油画《木卡姆》

　　2006年11月，维吾尔木卡姆(一种音乐形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第三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正式申报材料上，印的就是哈孜的名作——《木卡姆》。

　　哈孜说，对木卡姆，他从小就痴迷。上世纪40年代，在喀什噶尔艾提尕尔清真寺前的剧场上演过根据民间长诗改编的歌剧——《艾里甫与赛乃姆》。这是一部古代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配曲都来源于十二木卡姆，每场长达5小时，要分两个晚上才能演完，即便这样，十来岁的哈孜也去看了好几场。直到现在，他还能完整地为我们吟诵出里面的歌词：“没有遇到过爱情的人，不懂得爱情的珍贵……”这部分美好的记忆，在哈孜的青年时期开花结果，让他画出了令人瞩目的两幅作品：1962年，他画了水粉画《艾里甫与赛乃姆》，这是他为自己正在创作的同名连环画所做的封面，形式上借鉴了细密画的许多元素，画面充满浓郁的东方味道，可惜原作在1964年开始的文艺整风中被毁，在上海付印的3万套画册也被付之一炬。1980年，他找到一张被人保留下来的原作照片，又重新画了一幅油画《艾里甫与赛乃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很受人们喜爱，很多维吾尔人都用他这张画来装饰自己的家。1994年，哈孜在巴黎办个人画展，其他作品都被人买走了，唯独这张画他任人出高价也舍不得卖，带回家收藏起来。晚年哈孜把自己对木卡姆的所有少年情怀都写进了回忆录里——

　　有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在我7岁那年，家里人给我做了割礼，到9岁那年才举行了仪式……记得仪式那天，家里宰了一头牛和六只羊，大伙儿忙碌了一整天。最使我难忘的是，城里的吾麦尔阿訇大叔用萨塔尔琴，赛买提大叔用小提琴，阿布杜拉大叔用扬琴，若再克巴希大叔用热瓦甫琴，玉赛因大叔用笛子合奏了一曲木卡姆，喜庆的场面达到了高潮。

　　我特别喜欢听木卡姆乐曲。村里人家里操办婚礼，都会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请来乐师歌手弹唱。乐师歌手们以弹唱木卡姆选曲为主，喀什噶尔民歌为辅。我们村有位叫乌布力·司马义的热瓦甫高手，他弹奏特别优美。还有一位叫海热妮莎·托乎提的女歌手，能弹都塔尔琴唱木卡姆，还会打手鼓诵民谣。我的大姐阿米娜罕也会弹都塔尔唱木卡姆，有时也诵唱偈言。

　　1957年仲夏，在他和妻子赛丽曼的婚礼上，来自喀什噶尔市、疏附县和莎车县的民间乐师一起唱起十二木卡姆，维吾尔著名舞蹈大师康巴尔罕为他们优美地随乐起舞，这个再难重现的场面对哈孜来说如此珍贵，后来都被画入油画《木卡姆》的群像里。画里有几十个人物，都并没有现实对照的人物，他们集合了哈孜在巴扎日(民间自发的集会日)写生过的路人以及记忆里数十上百个邻里和乡亲。

　　1984年初，接到全国第六届美展的通知后，哈孜从乌鲁木齐南下和田创作，住进和田县文化馆，开始静心构思他的《木卡姆》。按理说，喀什是他的家乡，也是十二木卡姆的主要发源地，回到喀什去画这幅画更合人情。可哈孜说，他当时担心喀什的亲朋太多了，各种推不掉的家庭聚会可能干扰创作，所以最后选了熟人比较少的和田去“隐居”。哈孜没有先把时间花在画速写或者拍摄图片上——他尽量凭记忆力形成素材腹稿，再调动多年的储备，集中精力将脑子里早已有的方案画成小幅线条画。等到正式铺开画布的时候，他先用木炭画出轮廓，上色前，再把人的五官、手指甚至弹奏的指法都细细绘画出来。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木卡姆》最终获得银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1987年又被送去参加了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油画展，在国内外多次出版发行。

　　《木卡姆》其实已经是哈孜的第二件被载入中国美术史册的作品。1964年，他创作了历史题材油画《不公正的判决》(后曾更名为《罪恶的审判》)，曾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引起轰动。哈孜回忆说：“我的这幅画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当时还付给我120元。”当年哈孜才29岁，在新疆之外并没有什么名气，权威的中国《美术》杂志对这幅作品评价极高，以罕见的中间跨版刊印了这幅画作。1982年，巴黎春季沙龙举办中国美术作品展，《不公正的判决》被法国专家选去参展，画中那几十个不同性格和表情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造型功力，得到了国外评论的肯定。在这幅作品里，俄罗斯画家格尔亚佐夫早年对哈孜的影响全部显现出来，同行从他的表现手法里看到了伊利亚 叶菲莫维奇·列宾的风格。

　　在画完《木卡姆》后许多年里，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层自觉让画家对这一类题材仍难以舍弃。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直到他2003年正式离开工作岗位，新疆艺术学院院长、新疆美术家协会主席、新疆文联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等不断增加的行政职务，使他几乎无法按照早年的理想去做一个职业画家。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之余，他尽可能为自己多挪出一点画画的时间，他说：“我还有满脑子的故事、人物和场面，我要表达出来，不能烂在肚子里。”

　　从1981到2005年，哈孜完成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维吾尔先哲像，将他在新疆油画肖像领域的地位推至另一维度。麻赫穆德是生活于11世纪喀喇汗王朝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和人文学家，他放弃自己的王子身份，以15年时间游历中亚各地，收录并对照研究各个部落的语言，著成百科大全书《突厥语大辞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也是一位和他同世纪的维吾尔族著名学者、思想家和诗人，以古典长诗《福乐智慧》享誉世界。由于相隔年代久远且教义对人像画多有制约，这两位伟大的学者都没有具体形貌流传下来，哈孜反复研读《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等典籍来寻找和考据有关他们形象的信息。经过长达24年的创作沉淀，他先后完成了麻赫穆德的工作肖像和人物肖像，以及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人物肖像。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定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年”，在北京、乌鲁木齐、喀什等地纪念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诞辰1000周年的会场上，悬挂的就是哈孜所画的麻赫穆德肖像。

　　20多年里，他也有多幅油画仍以木卡姆作为主题，一次次将乐舞音律转化为造型艺术：《乐迷》(1990)、《赛乃姆》(1993)、《欢乐的小院》和《民歌》(1998)都在绘画家庭欢宴的场景；1999年完成的大幅油画《刀郎魂》也像《木卡姆》一样，有着丰富且充满律动的群像结构，2011年刚画完的《喀什老街》则将场景从室内转向街巷，在对木卡姆的表达上显出更富于民间情感的平常视角。

　　兼具细密画、洞窟壁画、传统中国画和维吾尔书法修养的哈孜，在60多岁后开始了中国彩墨画创作，《万方乐奏有于阗》、《纳孜尔库姆》、《乐》都是这个时期颇受好评的作品。可也有人惋惜这位新疆油画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居然在晚年放弃了油画。哈孜对本刊说了一些自己的真实心理：“这些年向我索画的人很多，油画我不舍得卖，因为想把各个阶段的作品都留下一些，以后建一个哈孜美术馆。我也并没有完全停止油画创作，2011年还画了《地毯·维吾尔人》、《喀什老街》。可我这个人不爱说假话。从70岁后，我的眼睛不好了，手也有点抖，画油画变得很困难。我改画国画，是因为国画可以画得快——我还有很多题材，我着急把它们画出来。”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曦林这样评价哈孜这位他的老朋友：他不是一般的画家，他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新疆文化，是新疆文化的哈孜·艾买提。

　　(感谢实习记者苏孟迪整理采访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