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杂志第3期上封面

　　对300余位各领域专家调查显示，以下六大红利的释放将决定未来10年中国发展进程：

　　城镇化红利

　　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

　　制度红利

　　全球化红利

　　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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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中国红利构成及释放、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对公共决策意义重大，对企业组织发展、公民个人成长同样至关重要。

　　这里的“红利”不是指利润分红，而是指国家发展的有利条件、因素或优势。在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收获了诸多发展红利，比如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等，创造了“中国奇迹”。

　　当前，一些发展红利趋于枯竭，一些红利正在变弱，一些新红利正在崭露头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对中国“红利家族”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摸清中国发展红利的构成要素、演变特点、释放规律等，描绘红利变化的波动曲线，不仅有利于党政部门更好决策，也能为企业成长、个人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红利家族”主要构成有哪些？各成员的关联性如何？各种发展红利释放的关键是什么？如何主动地创造红利？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探究。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围绕以上问题从三个层次进行展开：

　　(一)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对300余位专家进行开放式采访调查，综合受访专家意见，梳理出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六大发展红利：“城镇化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

　　(二)推出“改革与中国红利”问卷调查，调查公众对“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的认知与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在改革这一“最大红利”中，“政治体制改革”(40.6%)、“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1.3%)将是红利的突出贡献点；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的障碍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47.3%)。

　　(三)约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分别对六大发展红利进行深入解读，探究其中的变迁规律。专家们从更高层次和更广阔视野对各类发展红利的解析给人启发：

　　今后几年，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但这一趋势可以挽救。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

　　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是我国全面获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在于，改革自身不仅是最大红利，同时也是“红利家族”释放能量的“助推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各种红利是装满财富的“箱子”，那么改革就是打开这些箱子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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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成就表明，收获发展红利既需机遇因素，更需主动创造。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发展环境，我们只有坚定信心，积极主动创造、延续各种发展红利，才能为中国成长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总策划：贾立政

　　执 行：陈阳波 魏爱云 杜凤娇 肖楠 袁静

　　“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这涉及“红利家族”内部的分类。依笔者之观察，就其各自能量变动趋势而言，至少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能量趋于“枯竭”的红利。这其实也是指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发展所“吃掉”的红利，或者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过去依靠大量耗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如今造成了“天怒人怨”的恶果，表明这两种红利到现在已近于枯竭。最近，京津冀地区的漫天雾霾，已经宣告了这条发展思路、这种发展方式的破产。

　　第二组，能量正在变弱的红利。包括劳动力(数量)红利和出口红利，这两个红利虽然还有，不能说完全枯竭，但都在逐步变弱。

　　第三组，能量需要大大释放的红利。我重点关注两个：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一个是技术的红利。现在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根据笔者几年前的研究结论，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是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全面转型。同时，当前中国也正处在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研究这两股浪潮的交汇性和对接性，特别要认识到：这两股浪潮不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格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体制——构成重大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社会——包括社会进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两个“三”背后的两大红利，是值得中国着重挖掘和释放的。对此，要特别予以关注。

　　“五点一线”：寻求制度创新的红利

　　什么叫制度创新的红利？或者说，到底怎么样界定“改革红利”的内涵？这涉及提出这一命题贯穿的思想逻辑问题。据我看到的材料，一些论者提出“改革红利”的命题似出于增长主义的逻辑，其切入点是“经济增长”问题——在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乃至全球化红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减弱，或消解)之后，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如果仅就研究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角度来说，探讨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包括“改革红利”，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仅仅这一层面的考虑够不够？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格局。如按“五位一体”总格局来思考“改革红利”内涵，其涉及的领域相比增长主义的逻辑，是否更加宽阔些？

　　我给的涵义是，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或称制度创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进程，使其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最终落脚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上。

　　具体而言，包括“五点一线”，即五个要点，一条线索：

　　第一，经济转型。包括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核心是市场化与实现社会公正的平衡，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并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社会共生。核心是寻求社会各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阶层必须扩大。

　　第三，政治变革。核心是民主与法制，这将愈发成为今后改革的关键，包括政府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败当中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立等。

　　第四，文明交融。也就是多元文明的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融合，避免文明的冲突。

　　第五，天人合一。环境产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

　　五个要点，拿什么贯穿呢？或者说落脚到哪？答案是每个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对中国最深刻的意义，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增强农民、进城务工者、企业职工以及社会方面的“主体性”，增进全体公民的社会福祉。这应是“改革红利”的真谛。要有这样一个宏观视野，这样一个“人本导向”的观照。

　　红利释放的波动曲线：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改革红利”并非今天才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这个红利的释放呈现一个波动过程。我建议，将来应按照上述我的“五点一线”论，分别赋予相应的权重，经科学计算，做出红利曲线图。根据我的经验，初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有获得过“改革红利” 较多的时候，但也有“改革红利”微薄的时候，甚至有“改革红利”负能量的时候。

　　具体说，过去三十多年里，有三次比较大的改革红利高潮，以及两次比较严重的改革红利低潮。

　　第一次改革红利高潮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这一段是改革开放红利释放得比较好的时期，特别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到中共十三大时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改革红利高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后，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这一时期红利比较多。

　　第三次改革红利高潮是本世纪初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开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开放倒逼着中国改革，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

　　而改革红利低潮方面，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至1992年初，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国整体是一个改革的低潮，红利很少，甚至是负的红利；另一个低潮期是前几年有一段时间，行政权力明显地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改革红利有所减少，虽然有客观原因，也不能排除主观上的一些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重在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掣肘

　　从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迄今已经一段时间，人们对改革多有期待。但当前面临的现实是，由于固化的利益格局的羁绊、掣肘，新一轮改革依然“举步维艰”。能否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以形成一个人们所说的改革路线图，正成为社会多方面的迫切期盼。

　　固化的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阻遏、掣肘非常严重。这里面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网，它羁绊着改革，掣肘着改革，以致很难释放这个红利。到底这个路怎么走，怎么样真正地突破现行的僵化的利益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只有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将利益关系调整到位，改革才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才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并激发新的改革动力，改革才会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讲此逻辑，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实用主义，到头来改革难免扭曲变形。

　　李白诗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不可复回的，我们期待着第四次红利高潮的到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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