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红利演变与再造

2013年03月08日17:58 人民论坛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是诸多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

　　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的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中国也概莫例外，而具体到中国三十年发展历程上看，这些红利又可以被划分成内生与外部两种类型的红利。从内生红利看，其中四项红利贡献最大，分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红利、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红利、环境红利；而从外部红利来看则是吸收外部资本红利、加入WTO红利与全球反恐红利。

　　在上述红利要素阶段性的叠加过程中，有些红利的运用属于改革的创造型红利，有些红利属于被动型机会红利。例如，在内生红利范畴中，中国三十年前改革起始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追求，属于典型的创造型红利，由于这个历史的选择性转变，中国显然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致命性体制缺陷，顺应了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历史潮流，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同样，在内生红利利用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对于土地红利的充分使用，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模式，同时也带来了高速的GDP增长；而在外部红利利用范畴中，中国选择加入WTO的时间，较同类的世界大国转型国家俄罗斯早了十年，同样及时地抓住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历史机遇，为中国发展与“中国制造”全球化打开了空间。

　　因此，中国发展红利构成的特点是多方位的，是综合叠加的结果，但其经验表明，国家发展红利要素更是可以被主动创造的。

　　中国发展红利释放不足与过度利用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经验表明，综合红利要素的利用是成功发展的基础，但这不表明中国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红利要素。而从红利释放不足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红利的利用还有巨大的改革空间。

　　从法治、公平、效率内在要求的完善型市场经济体制看，中国市场经济红利显然释放不足。从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而言，虽然我们尝试建设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但从具体运行层面看，目前我们已经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显然存在两大典型弊端，一是国有垄断行业的高收益与低效率，二是充分竞争市场领域的“管制无为”。

　　而在中国发展红利过度利用方面，显然土地红利的过度利用，不仅固化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过剩产能的淘汰，阻碍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土地红利过度利用而产生的住房价格问题，既损害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凝聚基础，同时在产生巨大腐败空间的循环中加剧了社会阶层对立与冲突。

　　同样，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对于生态环境的忽视、环境红利的过度利用，不仅损害了当代公民的健康权益，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生态基础。因此，从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红利释放不足，到土地与环境两项红利的过度释放带来的长期危险来看，中国发展必须选择新的改革红利。

　　新发展红利的缺失与挑战

　　比较世界大国成长历史，特别是结合新环境与新技术挑战下中国发展需要，显然作为成长中的世界大国而言，中国的新发展红利缺失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海外发展红利的利用不足与能力缺失。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世界级大国在成长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海外发展红利，并拥有强大的海外发展能力。而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其典型地体现在跨国公司海外经营与全球市场投资能力上，虽然中国企业近些年在国家推动的“走出去”战略引导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从横向比较而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能力较之欧美，包括日本在内的跨国公司而言，存在明显的能力不足；同样，以世界大国标准衡量，中国国家行为中对于国际发展问题的理解、能力构建与贡献也明显存在短板。而这两种能力的缺失，不仅影响着中国成长过程中的世界意义，同时也影响着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其次，在新环境下，特别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启动下，中国国家的发展红利中，对于周边及全球问题的应对与处理能力显然面临挑战。中国过去成长经历中积累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国际环境变化，而其核心就在于中国过去过于醉心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世界大国成长中必须拥有的国防“硬实力”构建，这既不利于国家科技发展红利的主动性、引导性创造，同时也影响着海外发展红利的安全维护。

　　最后，从既有红利消失的挑战角度而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低成本“中国制造”模式下的吸收外资红利和世界市场扩张红利效应会逐渐减退，同时从内部红利消失威胁来看，人口红利的消失还意味着巨大的社会保障成本与人力资源再造成本，而更为紧迫的是，中国人口红利与环境红利的消退，特别是土地成本的上升，从较长期角度来看，已经无法再提供新技术环境下中国全球制造比较优势，而这点在美国引导的页岩气能源结构革命和智能制造升级中，显得挑战与压力尤为巨大。因此，在既有发展红利要素驱动效应逐渐减退，甚至已经成为发展的负能量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寻求与创造新的发展红利。

　　在中国新发展红利再造过程中，内部改革的核心不是拒绝市场，而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表明，发展红利既有偶然的机遇因素，但更多的是改革开放中的创造。而中国实践经验表明，虽然没有既成的经验可以被完全照搬和沿用，但有些基本原则还是能够持续地对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具体而言，首先，坚持善治、公平、法治、效率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以此为准则寻求改革红利，那么不仅可以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城镇化红利、人力资源型人口红利、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红利、区域平衡发展红利等诸多潜在红利创造，同时也能够在追求共同理念中成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基础。

　　其次，坚持全球化与国际化原则。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从本质上看，中国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与资格拒绝全球市场竞争。因此，在中国新发展红利再造过程中，内部改革的核心不是拒绝市场，而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政府在承担公共责任的同时，最重要的责任是法治下的市场监管，而监管红利的长期缺失已经威胁到良性市场环境的构建；同样，在开放中，中国必须明确自身的国际定位，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充分运用国际市场，培养可持续的海外发展红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专家讨论：中国现阶段几大红利构成分析

　　城镇化红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导张占斌：改革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避免“城市病”和“拉美陷阱”的最有力保障，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最大动力。

　　土地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现行土地制度可以说伤害了每一个相关利益集团，但改起来却很难。其原因可能是认识问题，也可能与体制的僵化有关。

　　人口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

　　制度红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危机(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瑞昌：制度红利就是制度实施后改进了社会公平、培养了社会信任和提升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人们对制度更加忠诚，对政权系统更加认同。

　　全球化红利

　　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显示了中国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