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可以挽救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通常的含义是在既定的人口总量下，是否存在着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很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中生产性的人口比重高，需要抚养的人口就相对少。
未来走向：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口)的非农参与率。
当我们讨论人口红利时，通常的含义是在既定的人口总量下，是否存在着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很显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中生产性的人口比重高，需要抚养的人口就相对少，这种人口结构就有利于经济增长；反之，当一个社会的抚养比上升，人口结构就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规模小的经济体可能面临人口红利的变化，人口规模大的经济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何收获人口红利
虽然人口经济学家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形象地比喻为人口“红利”，但和很多其他“红利”一样，它实际上所指的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人口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获取人口红利，其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必须具备。
实际上，如果放眼世界，寻找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可能并不缺乏。但是，如果要去寻找持续保持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的国家，却寥寥无几。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的确也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但要解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首当其冲地将其归因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人口数量的多寡。类似的是，印度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恰恰是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事情。
有了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适宜的制度环境，人口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人力资源。有利的人口因素就可以因此而真正转化成人口红利。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的过程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东亚四小龙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东亚奇迹，对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有效利用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或许就是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
我们是否收获了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不争事实说明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很好地收获了红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人口转变很快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口的总体生产性不断增强，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人口年龄结构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化，进入了人口红利阶段：1982-2000年，总抚养比下降了20%，推动增长速度上升2.3%，同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26.8%，约为同期人均GDP增长的1/4左右。21世纪初期人口红利将面临转折点，总抚养比将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即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0.4个百分点。如果把前期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人口转变对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将在1/3左右。
不过在今后几年，中国将开始面临人口抚养比的逐步上升。而且，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以什么样的方式消失
首先，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较之其他很多国家更为快速，因此，中国在很快获得人口红利的同时，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也更短。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政策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突出；随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二者对生育率的下降又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的因素，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进程也非常迅速。相应地，随之而来的老龄化进程也更为迅猛。在中等收入阶段即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压力，是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曾遇到的经历。
第二，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重叠。如果说由人口转变引起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是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经历刘易斯转折则是指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总量的吸纳。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日本、韩国在实现刘易斯转折后，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期，也得以继续利用人口结构优势保持高速增长。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刘易斯转折和人口红利消失很可能同步，或只有很短的间隔。这就意味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将使得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经济发展更为艰巨。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本身的快速老化，也需要公共政策积极地应对。实际上，伴随着人口转变的进程，即便是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处于初步老化的过程中。考虑到目前以劳动密集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下，技能的投入有限，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将直接制约着劳动供给。
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首先，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马上启动。例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福利体系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口)的非农参与率。尽管程度有限，但劳动供给的增加无疑有利于在事实上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
其次，当劳动力数量优势不再的时候，企业必须通过生产率的提升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扬，因此，优化产业政策、深化企业微观机制改革，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应该作为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中长期战略。
第三，从根本上说，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依赖于经济效率的改善，也就是说，新的人口结构要求我们以更少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型社会的建设，才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永久的、根本的举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博导)
催生制度红利的战略思考
制度红利：所谓制度红利就是制度实施后改进了社会公平、培养了社会信任和提升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人们对制度更加忠诚，对政权系统更加认同。
未来走向：确保制度质量的优质性；改善制度可实施性；凝聚改革共识，引领制度变迁力量作用方向的一致性。
幸福的世界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予以支撑，制度质量决定了市场能否带来经济繁荣，制度质量也度量了社会进步的尺度。始终将制度建设放在政治工作的首位，既有利于规范权力的使用，又有助于焕发社会的活力，创造制度红利。
制度为何能产生红利？
有些制度能够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而另外一些制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无所裨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产生了红利，促进了发展。
所谓制度红利就是制度实施后改进了社会公平、培养了社会信任和提升了社会平等，从而让人们对制度更加忠诚，对政权系统更加认同。不同类型的制度，其红利也是不一样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我国现有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从制度红利来说，所谓根本、基本制度的红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具体制度的红利是指制度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从规范意义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产生红利，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中的人”为核心而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更加强调社会公平、社会平等，更有助于培养人们之间的信任。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体系，更加突出资本所产生的效率、收益，更倾向张扬人的唯利是图的一面。因此，在理论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该比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更能产生制度红利。这也就是说，就制度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该具有更高的制度质量，更能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使人们之间合作。
但是，任何制度体系要走向成熟需要长时间的过程。制度体系成熟不仅表现为制度的结构完整，而且体现为制度质量的优化。从结构来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就制度质量而言，仍未达到全方面阐释社会主义本身价值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具体制度仍存在数量稀缺、质量短缺和结构残缺的状态；另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因机制的不健全而导致所蕴含的能量未得到全面释放；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质量建设，防止冗余、不良的制度耗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始终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承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全方位催生制度红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提升制度红利从何处入手？
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制度建设经验表明，如果正式制度不能生产出公平制度，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正，普惠制度覆盖区域很小、范围很窄的话，那么，非正式制度正式化以及互惠制度法治化只会加快人们向政府行贿的步伐，只会促使包括官员在内的全社会成员对贪污腐败的默认，彻底摧毁人们对正式制度的认识，无情暴露出人们对普惠制度深层次的失望。因此，抓紧正式制度与普惠制度的质量建设，才能对30年制度建设的缺陷扭转乾坤，才能增加人们对制度的信心，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合理的期望。
具体而言，加强制度质量建设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切入，以增加制度红利产出：
一是审视制度背后的理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确保制度质量的优质性。不同层级的制度，其背后的理念也不一样，甚至有些独特。于是，制度运行时，经常出现两种制度不能产生红利的情况：其一是改革制度运行机制时，往往将这些制度背后的理念也改变，因此，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就容易失去方向。其二是忘记制度背后的价值。制度背后的价值才是制度制定与执行真正所追求的，决不能因为越来越重视制度中技术性的内容，而忘记了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
二是改善制度可实施性，提高制度实效。制度之所以能产生红利，其原因在于制度的可实施性。制度实施不仅是完成上级任务，而是制度本质的现实化、落地化。防止“凡是写在纸上的制度皆是不落实的制度，或者不能落实的制度，只是给别人看的制度”的“政策空传”现象泛滥，坚决遏制正式制度非正式化。
三是凝聚改革共识，引领制度变迁力量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在根本或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一些具体制度中运行机制或者细则总会调整，制度变迁是制度质量优化的常态轨迹。决定制度变迁是权力，可能是国家权力，也可能是强势集团所掌握的权力。但是，如果任由国家权力或强势集团权力随意改变制度，就容易引发社会运动。
如何分享制度红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先后走过了人民选择、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等发展历程。时至今日，已从粗放式、单个型的制度数量建设进入到精细化、系统化的制度质量建设阶段，也已从重视制度确立的单程序走向制度形成的生命周期全环节，质量要求贯穿制度建设全过程。因此，追求制度红利将促使无论是建设方式还是建设力量悄然发生变化。从建设方式来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沿着航道插杆”，是改革开放30余年累积的制度建设经验，但是，深水区、远海域需要蛟龙探险、北斗导航。因此，未来制度建设仍需重视理论论证和模拟仿真。从建设力量来看，先前的“基层创新”突出了人民群众的智慧，而“顶层设计”彰显了高层领导者的胆识；现在与未来的制度质量建设更加侧重制度实施与评价，更需要社会中间阶层与私营部门贡献自己的远见与诉求。历史经验证明，绝大多数成功的制度设置，都得益于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完美结合。这是因为，制度红利并不必然等到制度优化后才分配，多方合作共建制度的过程中就已经共享了红利。也就是说，制度建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红利多方共享的过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危机(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