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开“两会”，不光是“交成绩单”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新一届政府的“成绩单”——政府工作报告，3月5日在全国“两会”上提交。

　　“成绩单”怎么交，历届总理均很重视。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起草，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先定调说：“政府工作报告是讲给老百姓的，分寸要拿捏得好。让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能管用。再加上几个字：有希望，有信心。”

　　当时在讨论时，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了两个数据：社科院社会学所称是9.4%，而政府工作报告报的是4.6%。温家宝当时说：“你们社会劳动保障部该赶紧上网，或者你们赶紧开发布会，你们来说明，这个4.6和社科院的9.4有什么区别，别等着我来发话你们再去做。”

　　不过，对于总理、副总理们而言，“两会”绝不仅仅是一个“交成绩单”的平台。随着氛围放宽，上下互动加强，“两会”已经变成“展现”工作思路和胸怀抱负的最开放舞台。

　　“寒暄”，有点赞也有泼冷水

　　与各地代表委员“寒暄”，是“两会”上总理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随着“两会”气氛逐步轻松，代表委员们，尤其是其中的官员，越来越善于抓住“两会”时机向总理、副总理们提要求。

　　去年“两会”上，张德江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来自温州的代表郑雪君就乘机争取说，“温州愿做我国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希望尽快将温州确定为‘较大的市’。”审议结束后，她紧追张德江至电梯口，追问：“张副总理，我刚才讲的话，您记住了吧？”

　　张德江回答道：“知道啦。温州已经要求了很久了，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这种“寒暄”有点类似中央与地方“博弈”。既然是“博弈”，当然就不能只是“点赞”，有时候也要“泼冷水”。

　　2009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到湖南代表团参加全体会议。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乘机建议说，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面临海外并购的机遇，已经有海外企业与三一接洽了并购事宜，但就是被“钱”捆住了手脚，希望政府能提供信贷支持等优惠措施。

　　“不愧为毛主席的家乡人，‘湘军’果然不缺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有主席当年闹革命时的风范啊！”王岐山首先以诙谐一语肯定了向文波的“信心”。

　　然而，他话锋突然一转：“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长沙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湖南话？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2005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参加黑龙江代表团会议。有地方官员要求中央政府支持某项目，而在场者显然都认识到，这个项目根本不适合向国家领导人提起。果然，吴仪当面回绝，“这个事，你应该和省委书记说。”

　　不过，总理们也有处于“下风”的时候。

　　2002年“两会”上，在湖南代表团，朱镕基就曾说，“去年拿了亿元救济贫困，另外支出亿元给中小学教师发工资，只要干部不官僚，就不会出现缺衣、没吃的现象，如果出现了就是干部官僚，黑心肝。”

　　“现在我们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好。现在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如富人再不缴税，穷人支撑不了，社会就不能稳定发展。今天我讲的都是大实话、大白话，没什么理论。”最后朱镕基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湖南是我的家乡，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

　　政府工作报告是正式文件，强调规范，总理们还需要将施政方向或政策在“两会”座谈中进一步细化解读，其中重点是传递给地方官员。

　　2000年，我国逐步放开粮食价格，实行随行就市收购。当年刚好粮食增产，有些代表就有意见了。

　　在“两会”上，一名基层代表直言不讳地对朱镕基说，“原来说粮食不够吃，政府让多种粮，现在粮食多了，国家又不能保证全部收购，还说让农民自己去找市场，农民上哪儿去找市场？我看还是得找市长！”

　　等代表放完“炮”后，朱镕基慢条斯理地说：“你还是得找市场，这件事别说找市长，找我这个总理也没办法。”

　　“我比你还急呀！”朱镕基话锋一转。“你让我告诉你种什么赚钱？我怎么告诉你？我让你种大豆，你种了以后还是卖不出去，怎么办？不行的！我要是能告诉你种什么赚钱，我早就得诺贝尔奖了！”

　　朱镕基随后掰开手指为众人算了一笔账，用一连串的数字说明政府为了减轻农民因粮食过多所带来的压力是如何煞费苦心。

　　“所以说我们要调整，那些没有市场的粮食品种必须要退出国家保护价收购范围。”朱镕基说，现在我们的粮食多了，正好是调整农业结构的大好时机。

　　谈笑间，朱镕基的施政思路就传递出去了，王岐山也曾如此。

　　2011年前后，城商行发展迅猛，同质化严重。在当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就直接批评说，“小银行都往大银行发展，就没人愿意去给小企业贷款，谁还愿意为了贷几十万元去养殖户那里‘深一脚、浅一脚’地看生产规模，谁还愿意去闻养殖户那个味。”

　　最后他更点名说，北京银行做得很不错，但去年发展到哈尔滨去了，还想去上海。“我批评了他们，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道歉、了解民情、批改文件

　　总理们在“两会”上会展现他们的个人魅力。

　　2012年“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在吉林团代表讨论休息期间出现在会场，他在会场里转了两个小半圈，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今天来，不是代表，也不是领导。”张德江一开场就说明“来意”，自己作为吉林人，回家看看老乡，趁着吉林团讨论休息期间，和大家说说家乡话，唠唠家乡嗑。

　　素来低调的张高丽也会在“两会”上对记者表达“善意”。去年“两会”期间，一名一直跟随天津团采访的记者观察到，在小组审议中，张高丽很少言笑。但是在天津代表团开放日现场，当一群记者围绕天津市市长黄兴国提问时，有记者提到了张高丽，这位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抬起头，笑了笑，“嗯，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我来回答？”

　　“两会”之于总理们也是一个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他们每到一个代表团都不亚于一次调研，所以都希望能听到实话，有时为此不惜打断发言。

　　2012年“两会”上，王岐山刚走进山东代表团第五分组会场，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说，“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

　　他还没有来得及鼓掌，王岐山突然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王岐山说自己参加小组讨论，是来接地气，听大家实话的。

　　“两会”上，总理们也会抽出时间忙公务。

　　2002年3月9日全国人大举行全体会议，江泽民落座后，拿起桌上的人大常委会报告，浏览一番，就与紧坐在他身边的朱镕基小声探讨起来，还不时用蓝色铅笔在报告上圈圈画画，朱镕基侧身细听，时而颔首。顷刻，江泽民坐正，闭目数秒。朱镕基则开始批文件。

　　显然，会议的文件，他早就看过，因为公务甚冗，连开会的时间亦要“见缝插针”。

　　当天，从9点正至10点，朱镕基一边听报告，一边运笔如飞，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尺余高的红头文件全部“搞掂”。

　　有一次，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通过私人关系，拿到了回答“什么是‘两规’”的口径，但后来没有用上。

　　谁能当“两会”新闻发言人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3月2日、4日，全国政协、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傅莹先后亮相，回答记者提问，大会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位，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自1983年全国两会设立新闻发言人以来，全国政协产生了13位新闻发言人，3人为正部级，8人具有外事工作经验；全国人大已产生7位新闻发言人，均为正部级，均具外事工作经验。此外，还有部分发言人对新闻媒体相当熟捻。如曾任全国人大发言人的曾建徽、赵启正此前担任国新办主任，钱李仁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等。

　　开记者会前，发言人都要做很多准备。2013年“两会”召开前10余天，傅莹得知自己将成为全国人大首位女发言人，连着好几天都准备材料到夜里11点多。

　　临到开会，还可能临时换发言人。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前，本打算出任发言人的秦华孙，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角色就落在了没有外交和新闻工作经验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国祥身上。他连续十几天听取各有关部门介绍情况，阅读各部门提供的资料，还邀请历任发言人座谈，并和小团队演练发布会。

　　拿到准确的资料，有时并不容易。一次准备材料时，姜恩柱遇到了难题，即什么叫“两规”，“两规”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的团队跟中央纪委联系了好几次，对方都表示提供口径有困难。最后，他本人打电话找中央纪委一名负责人，表示西方媒体很关心这个话题。不久，中央纪委给了口径，但后来没有用上，记者没有问到。这也说明并不存在问题内定的情况。

　　姜恩柱透露，发言人还有鲜为人知的工作——为人大代表准备一本对外表态的参考口径。头年年底，发言人办公室就临时搭起10多人的班子，有外事委、法工委、新闻局、外宣办等的人参加，发动大家提刁钻的问题，并研究怎么回答，一直准备到2月底。

　　2004年全国政协发布会，记者所提的问题多为“政协怎样重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等。近年来，“两会”记者会越来越开放，不回避敏感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及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等占了很大比重。

　　2012年，赵启正回应王立军事件时说，这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他还建议记者就有关问题去采访薄熙来。而在今年发布会上，南华早报提出有关周永康的传闻问题，也得到了吕新华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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