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葬礼：最后送别时头枕一本《白鹿原》|陈忠实|葬礼

　　原标题：陈忠实的葬礼

　　卫毅/文

　　“大多数作家的葬礼看上去都悄无声息，他的葬礼像是一次例外"

　　吊唁

　　贾平凹穿着深蓝色的衬衣，站在悼念人群第一排靠左的地方。身旁都是深色着装的人。他们神情凝重地看着前方。陈忠实巨大的画像悬挂在黑色的幕布里，仿佛陷入浓重的夜色。画像里的陈忠实身着蓝色的衬衣，同样望着前方，面目安详。他的遗体躺在画像下的白色花丛中，稀疏而整齐的花白头发枕着一本《白鹿原》，身上覆盖着党旗。

　　陈忠实活了74岁。他是在50岁的时候，有了用来垫棺材的枕头。1992年完成《白鹿原》后，他再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尤其在陕西，作为《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有着足以与之匹配的身份。陕西在1980和90年代出现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作家，尤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这个春天过后，只剩下贾平凹。

　　在西安凤栖原的殡仪馆里，许多人料想着贾平凹会上台念悼词，就像路遥去世的时候，陈忠实致悼词那样。1992年的路遥追悼会上，陈忠实念道：“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

陈忠实追悼会图/尚洪涛

　　此时，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梁桂走上台去念悼词：“优秀的共产党员……”遗体的一侧，依次排列着国家领导人所送的花圈。

　　第一个上前向遗体告别的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她后边的几位中，有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陈忠实的一个身份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另一个身份是前陕西省作协主席。

　　5月5日这个早晨之前，陕西省作协大院里，为陈忠实搭建的灵堂已经接待前来悼念的人士近一个星期。大多数时候，院子里是寂静的，麻雀在院子中间的喷水池上汲水。天气燥热，各种纸质的纪念物纹丝不动，并没有什么风。

　　院落始建于1930年代，原是国民党军队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被软禁在前院。作协的主要部门都在后院办公，陈忠实的一间办公室当年也在此地。成为陕西省作协主席后，后院盖楼时，他搬到了前院蒋介石当年住的屋子。有人开玩笑说，陈忠实把自己给软禁起来了。

　　陈忠实看上去并不喜欢待在这个院子里。2001年春节刚过，他在西安城里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食物，回到西蒋村祖居的老屋。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显然是打算在这里长住。妻子女儿送他复归原下乡村的老屋，他留下，妻女回城。他站在门口挥手告别妻女，看着汽车转过沟口，转过那座颓败不堪的关帝庙，折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

　　2003年12月11日，他写了《原下的日子》，回忆那两年的乡间生活。他在文中引用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城东闲游》：“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接着写道，“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这些天，在西蒋村，有许多前来追寻陈忠实足迹的人。包括这个立着“陈忠实旧居”的院子。院子看上去是寥落的。当年陈忠实回到原下，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着雪茄。“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省作协的院子里，立着一张巨大的画像，陈忠实神情深沉，手里夹着一支雪茄。周围是不断前来吊唁的人们，走过画像。

　　传记

　　那条通往西蒋村的路，邢小利和陈忠实走过很多次。有一次，在路上，邢小利说，晚明文人很讲究生活的艺术化，有个叫屠隆的，说他最理想的生活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

　　陈忠实对邢小利说，我居住的地方是“半城半乡”，人是“半官半民”，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民”。

邢小利图/尚洪涛

　　在高桂滋公馆后院的办公楼里，作为作协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的邢小利，不停地在接待来访的人。他是《陈忠实传》的作者。

　　“他（陈忠实）当时不同意任何人给他写传记。”邢小利说。对于传记，陈忠实认为它属于历史，要写就很真实，不能有虚的东西。写也不能只写他认为好的那一面，而不写另外一方面，如此一来，人就不全面。可是，一个活着的人总要面对很多忌讳，很多东西不能写。“他还有一个认识是，自己值不值得写。”

　　“为什么后来又让你写了呢？”我问邢小利。

　　“中国的传统讲究知人论世，你不了解这个人，很多作品就不可理解。不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怎么能更深入地理解《红楼梦》？《白鹿原》之所以产生在这个时代，只能是陈忠实写出来，此前和此后都不可能。”邢小利说。

　　邢小利给我一本《白鹿书院十年》的书。他和陈忠实一起办了白鹿书院。书院里要建一个陈忠实文学馆，需要搜集很多资料，在这个筹办过程中，他和陈忠实进行了深聊。但是对于传记，陈忠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让你写，我谁都不让写。”很多有名的人提出给他写传，都被拒绝了。

　　虽然不让写，但邢小利仍然在做资料的搜集，做目录，做年谱。他对陈忠实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做这件事我有一个认识。有句话叫‘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认识肯定是片面的。你只有了解全豹之后才能看到一斑的价值。他早期为什么会写阶级斗争的东西，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后来为什么会写《白鹿原》？你了解了他整个人和时代，就会自然明白。”

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等在一起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提供

　　前些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接到一个项目，要宣传陕西3个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路遥和贾平凹的传记都出来了，陈忠实这里仍然没有动静。出版社的人反复做工作，陈忠实还是不同意。邢小利只好再次被请出马，跟陈忠实继续聊。他对陈说，“我写的是个评传，这其实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方法，一个很古老的方法。凡是重要的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是一定要有评传的。实际上就是怎么样解读你的文本，文本一定是跟生命体验有关系的。”陈说，我回去想一想。半个月后，他对邢小利说，我同意你写，你放开写，大胆写。

　　邢小利写完传记之后，把稿子给了陈忠实。一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回音。邢小利心里就嘀咕，可能有点问题。出版社着急，他就去催陈忠实。陈忠实跟他说，请你吃个饭。饭桌上，陈忠实说，“你的书看了，咱不出了。不是你写的不真实，都是真实的，也写得好，我把这看了以后——这话我都没有跟别人说过——感觉是被剥光了，没有穿衣服一样。”

　　“他不能接受。”邢小利说，“我能理解他，一个人面对真实的自己其实是很难的。我也没说什么，尊重他的意见。”这是2013年的事情，书稿就这么放着。

　　两年之后，到了2015年，出版社又着急了。邢小利又跟陈忠实说起这件事。这回，陈没有反对，只是笑了笑。“我想，他就是默认了，书就出版了。”那个时候，陈忠实的身体已经发现出了问题。

　　到了2016年2月16日，正在海南的邢小利接到了陈忠实的电话。“你写的那个我的传，我看完了。”陈忠实在电话的那头说。“写得客观”、“材料真实丰富”、“分析冷静”、“没有胡吹”——这是陈忠实跟邢小利谈到传记时说的几个点。

　　“书里的一些材料，他（陈忠实）自己也没有见过。比如他的档案，档案自己是不能看的。我是拿着作协的介绍信，到省委组织部去看的。而且还必须有两个党员在场。不许拍照，只能抄写。”邢小利说，“历史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写他是记录一段历史。《白鹿原》已经是文学的一座高峰了，他以前的东西并不有损他的高度，他就是从这儿过来的。他不是天才，文学的天分并不高，但他从那样一个很低的位置走到这样的高度，恰恰说明了他的伟大。这不仅对个人很有意义，对于历史也有意义。”

　　邢小利提到了陈忠实当年的高考作文。陈忠实也曾说，自己当年写的作文有投机心理，他因此没有考上大学。“如果他考上大学，可能就没有陈忠实了。他的一丝一毫都跟那个时代有内在的联系。他所说的投机心理，其实就是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觉得这样会拿高分。”

　　1962年，陈忠实参加高考。语文作文题有两个，其一是“雨中”，其二是“说鬼”。陈忠实选择了“说鬼”。“我已不记得我是如何说鬼的，也不必说我把鬼论说得如何，致命在于我没有写完。”考试结束铃声响时，他觉得自己完了。失了魂一般走出考场大门，才意识到尿湿裤子了。

　　愣劲

　　“他（陈忠实）住院的时候，我过几天就给他发一个短信，我说你一定要保重啊，他很感动。有一次他稍微能说话，我正在银行里办个事，他突然来个电话，说，‘云儒啊，我今天能说话了，我看了几次你的短信，说真话，你的短信让我很感动，我必须要给你打个电话。我现在好着呢，我今天感到非常好。’我就开玩笑说，那就好，你要多晒太阳，人的皮肤和植物一样也会光合作用的，像陕西农民一样在南墙上晒太阳。我在140岁的地方等你，那个时候你138岁，138岁之后你还能不能活下去我就不管了。”坐在书房里用来写毛笔字的大桌子前，肖云儒忽然说不下去了，要说的话哽住了喉咙。

　　肖云儒跟陈忠实认识得非常早。他17岁就到中国人民大学上学，21岁毕业后，到了《陕西日报》工作。“我那时候贼胆大，开始在西安的小剧场讲散文。”

肖云儒图/尚洪涛

　　此时的陈忠实高考落榜，回到乡下，但仍是个文学青年。周末的时候，他坐三四十里地的公交车到城里听文学讲座。这一次，路途太远，他迟到了，坐到了最后一排。

　　“他（陈忠实）坐在后面就很生气。狗日的，为什么这个讲课的看上去还没有我大，为什么你要坐在那里讲，我要坐在这里听？”肖云儒说，“他的愣劲就出来了：我必须要下苦功。我给他的是一种反弹的力量。他后来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说，哎呀，忠实啊，闹了半天，我给你当了几十年反面教材。”

　　肖云儒的讲题是《散文散谈》。就是在这次讲座上，陈忠实亲耳聆听到他对散文这种文体的概括——“形散而神不散”。肖云儒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对散文的这句概括广为流传，已经成为惯用语。“形散神不散”，这是他最早在196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一篇同名短文中提出来的。

　　此前几年，正在上初二的陈忠实对文学产生了兴趣。那是1957年下半年，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经常提到一位“神童作家”刘绍棠。1957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相比于右派，“神童作家”更吸引陈忠实。这类似于韩寒、郭敬明对于80后的影响。

　　邢小利还记得，2008年12月9日晚上，在省作协办公室，他拿出从孔夫子网买来的刘绍棠小说《山楂树的歌声》给陈忠实看。陈忠实熟悉其中的句子，开始朗读起来。

　　刘绍棠受肖洛霍夫的影响很大，他喜欢《静静的顿河》。陈忠实也因此喜欢上了《静静的顿河》。从村里流过的灞河会让陈忠实联想到顿河，那是他想象的远方。很多年后，白鹿原也成了许多文学青年想象的远方。

陈忠实在白鹿原上学老腔艺人表演图/尚洪涛

　　春末的一个下午，我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了电子地图上那个标着白鹿原的红点。这恰好是一片麦地，青色的麦穗直直地立在塬上，麦地里散落着几处墓碑，看上去有不少年月。天气很热，但过早到来的夏天里，并没有虫子的鸣叫。

　　一位姓韩的大娘独自走过白鹿原，她是附近的村民。

　　“《白鹿原》这本书？”韩大娘感到疑惑，“没有读过。”

　　“白鹿原的景色好得很。”她补充了一句。

　　从这片麦子地往东北方向走上几里地，经过白鹿超市，白鹿饭店……有一个刚开业不久的白鹿原民俗文化村。村口立着门楼，“仁义白鹿村”的旗帜高高地挑着，厕所的男女标识上分别写着“黑娃”和“小娥”。这里有陕西和各地的小吃。秦腔在仿古的舞台上唱着。

　　在这有些魔幻的场景里，我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强烈的想象能成为现实。白鹿原是陈忠实给陕西创立的logo。肖云儒认为，陈忠实就是一个logo。

　　“作为一个优秀作家能够成为文学的logo，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你不但能够成为文学和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而且能够成为一块土地、文化的标志，这就更进一步了。”肖云儒说。

　　肖云儒70寿辰的时候，很多亲朋都来了，陈忠实也在其中。他说，忠实，你讲几句话，行不行？

　　陈忠实当着大家说，老肖这个人很直率。“我当面批评过他（陈忠实）的《信任》，我说《信任》里面有‘四人帮’高大全的遗迹。这不怪他，那个时代都是那样。 ‘四人帮’刚粉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不平衡的。‘四人帮’的思维还在我们的脑子里。我对他的批评是真诚的，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在陕西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陈忠实和肖云儒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俩人都是嘉宾。节目刚开始，主持人说，有人认为西安的城墙是一个封闭体，这多少成为陕西人不够开放和现代的一个标志。陈忠实一下就生气了：又拿城墙说事，这跟陕西人思想解放不解放没啥关系。

　　肖云儒觉得陕西人是有点封闭，弱弱地说了句：“老陈啊，这个事情你也绝对化了，这就是个比喻。这个比喻你可以不承认它，但也未尝不可。陕西人身处内地，在思想解放这个问题上的确是要加一把劲儿。”他更生气了，说，老肖，你在陕西住了这么多年，吃陕西人的饭，你怎么就……肖云儒也激动了，现场一片唇枪舌剑。 “我也是很率真的，说得我的手都发抖了，我就假装在那儿写字。”肖云儒说，“做完节目之后，本来要吃一顿饭的，大家都说，不吃了，走！”

　　到了晚上，陈忠实给肖云儒先打了电话。“他说，肝火咋这么大啊。我说，我不计较，你也别气坏了。他说，不气坏，但观点还是不变啊。他说他要写文章：陕西不是一个闭塞的地方。他后来写了三四篇，他每次写完都给我打电话，让我看，我就逗他说，没看。”

　　有一年除夕，春晚结束后，肖云儒睡下了。陈忠实给他打电话，好像喝了点酒，说，云儒，你在哪儿？肖云儒说，我都睡下了。“他说，我想找你说说话。”他们两人谈了一夜的文学。“他需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陈忠实有一张手夹雪茄的照片非常出名。“西部大开发”刚提出来的时候，肖云儒跟他说，这张照片可以做广告：你要了解西部吗？请看我的脸。“他的脸上不是沟壑纵横吗？就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样。”

　　那张手夹雪茄的照片出现在许多地方，包括陕西省作协院子里。

　　陕西球迷希尔顿穿着10年前印制的陕西国力“西北狼”球迷服站在院子的树荫下。他头一天晚上值夜班，刚下班，大清早就过来了。他觉得灵堂里陈忠实的照片过于安详，这张夹雪茄的照片也许更好。“这张照片里更有陈老师的神韵。”

　　陈忠实是陕西国力的忠实球迷，写过许多球评，他也有一件希尔顿身上这样的球服，经常参加球迷的聚会。足球这项运动很对他的胃口，只要他在西安，逢球便看。当院子里纪念陈忠实的华阴老腔演出停下来后，希尔顿在人群中忽然大喊“陈老师”。这仿佛是一场球赛，但已经到了散场的时候。

老腔艺人在陕西省作协大院演唱悼念陈忠实图/尚洪涛

　　演出的华阴老腔就是春晚上和谭维维合作的那一群人，也是在人艺版话剧《白鹿原》里出现的那一群人。

　　他们敲打着板凳，急速地拨动琴弦，用喉咙涌出的声音唱着那曲经典的《将令》。“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

　　“我刚才觉得自己没法唱下去了。”张喜民在作协食堂的桌上收拾乐器的时候，低声地说。华阴老腔如今被许多人知道，陈忠实用了很多心。这几位华阴的农民刚才是流着泪走过来的。这是院子里那几天最激越的时刻，却透出更为深沉的悲伤。

　　“习焉不察、见惯不惯的惯性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可以摧毁人对事物的惊讶、新奇，也可以摧毁人的激动、痛苦、欢乐、幸福，甚至使人变得迟钝、麻木、冷漠、冷酷。我对陈忠实就是这样的。”文学评论家李星在多年前写一篇关于陈忠实的文字时，感到难以下笔。

　　在李星眼里，陈忠实不光是一个能坐冷板凳的有沉静之气的作家，而且是一个能冷静地把握环境的作家。柳青曾说，他最讨厌身上有“烧布布味”的作家。陕西话说一个人有“烧布布味”，指的是这个人慌里慌张，静不下来，稍遇挫折就灰心丧气，稍有所得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陈忠实身上丝毫没有这样的气味，这是一种性格。”

　　陈忠实是省作协主席，是李星的领导。在一些事情上，李星并不认同陈忠实的做法，他们也因此疏远过。李星认为陈忠实不适合做领导，陈忠实大概也是这么想的。“说陈忠实担任的主席职位是官他可能要不高兴，但事实却确实如此，正厅级单位的一把手，还不是官？要在过去起码也相当于道台。”李星说。

　　农民

　　作协的灵堂和追悼会现场，贾平凹的一举一动都被相机所捕捉。在这期间，他很少说话，要说的话，也很短。纪念陈忠实的文章，他写得也短，只有283个字。这让他备受质疑甚至攻击。大家设想着他与陈忠实之间的关系。甚至贾平凹的新书《极花》在此时也招来了许多负面评论。

　　谢勇强是《华商报》跑了多年文化口的记者，他把这些事看在眼里。“这些几十年都在一起竞争、成长的老弟兄之间，感情是复杂，也是真挚的。李星对我说，贾平凹在他家里吃搅团，作协的人都来要字，从门房到年轻的作家，贾平凹趴在地下写了一上午。陈忠实也在他家吃搅团，一吃就是两大碗。如今吃搅团的老弟兄少了一个，贾老师的寂寞，岂是那些等着看热闹的人所能懂得。”

2006年，北京人艺版话剧《白鹿原》，领衔主演濮存昕。

　　肖云儒看了贾平凹《怀念陈忠实》一文，他认为贾是受到了佛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在这个年龄对于生死问题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文中的那句“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来自《哭僧》，全诗为：“道力自超然，身亡同坐禅。水流元在海，月落不离天。溪白葬时雪，风香焚处烟。世人频下泪，不见我师玄。”

　　“有些人炒作平凹和忠实怎么样，都是小人之心。”肖云儒说，“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炸油条的’，都飙着一股劲，这是正常的，飙着一股劲并不是横向地毁坏别人，这是往前走，看谁走得快，是一种良性竞争。”

　　陕西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就有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也是其中一员。肖云儒算年龄大的，四十多岁，其他人都是二三十岁。要给社团起名字，贾平凹想了个名字叫“群木”。“树林里的木头不要打横岔，不要闹不团结。你要往上长迎接阳光，迎接风。我们这个社团就是大家争着往上。所以，我觉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关系就是在文学的道路上良性的、积极的、向上的竞争。这种劲儿正是陕西汉子的劲儿。”

　　路遥得茅盾文学奖那天，大家在新闻出版局开一个会，陈忠实、路遥在，贾平凹可能不在，肖云儒在，好多人都在。“我们都还不知道路遥得奖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结果出版社有个人就过来了：路遥，祝贺你啊，你得茅盾文学奖了！陈忠实那个表情就是愣一下，像是被电击了一下，两秒钟以后才反应过来：祝贺你！他下决心就要回去写小说。平凹也有这样的心情，你想《平凡的世界》那么早得了奖，《白鹿原》也得了奖，他得了很多国外的奖，但从来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他就非常着急。我就和他开玩笑：平凹，你不要着急，你的写作状态就和你的一本长篇小说一样，有点儿浮躁。为啥？着急啊。最后他得上了。这些都是好事。文学陕军多少能成一点气候，就跟这股劲儿有关系。跑在第一圈的人都在追赶。不服气的人是在事业上不服气，陕西作家、评论家之间，没有搞小动作的，都拿作品说话。”

　　这几天，在解放路西安图书大厦的三楼，陈忠实的作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和他的书放在一起的是陕西的几位作家，紧紧挨着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几部作品。《白鹿原》的第一个句子：“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明显是受了《百年孤独》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潮在1980年代曾经横扫中国文坛。

　　再往前走几个书架，可以看到柳青的女儿写的《柳青传》。邢小利在做了一段陈忠实研究后认为，如果要理解陈忠实和理解这个时代，很多东西要往前延伸。“我们的很多文化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陈忠实的一个师傅就是柳青。”

　　柳青是1916年出生，1938年5月就到了延安。那时国共还在合作，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延安整风还没拉开帷幕。

　　邢小利是柳青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柳青这个人是很复杂的，很有价值。通过我们了解这个柳青，应该把那一段历史很多东西都弄清楚。柳青后来对历史进行了很深刻的反思。”

　　柳青早年顺风顺水，待遇都特别好，到了1966年，被打倒，受到很多折磨。“他的妻子自杀，他自己也自杀过，没死成，他怎么会不反思呢？”

　　“文革”开始之前的1966年2月12日，作为“民请教师”的陈忠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中共灞桥区党委在1982年关于陈忠实的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记录，这是邢小利为陈忠实写传时看到的：“陈忠实带领学生从北京返校不久，学校红卫兵分裂出对立的 ‘红色战线’组织，这个组织刚成立，就以陈忠实是公社党委的‘保皇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对陈忠实进行了多次批判。从此，陈忠实成了批斗对象，除了参加劳动、留校看门以及接受群众组织批判外，无其他活动。此后也再未参加过任何派性组织。”

　　1967年初，春寒料峭，陈忠实从乡下进西安城，为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麸皮饲料，走着走着，他看到自己崇拜的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车上一路游街。他几乎绝望了：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被打倒了，自己还能在文学上弄啥？

　　那时候，大家都在绝望中支撑。年轻的肖云儒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肖云儒在描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提到一点。“我跟你讲个事情，那时候在报社，我们站一排，都是要挨批斗的，前面是主任、编辑，最后是我，我是‘苗子’。介绍到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两个女学生很惊异地笑：她们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头衔。我觉得特别温馨，这个世界还是有穿越政治术语背后的同情和理解。女生的眼光我就一辈子记住了，我一下子就有了信心。”

　　2012 年9月11日，邢小利陪同陈忠实一起去北京参加《白鹿原》出版20周年纪念活动。坐火车，晚上睡不着，闲聊起来。话题说到了“文革”，此时，陈忠实突然激动地说：“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子，当时谁都不觉得那是不正常。‘文革’中人都疯了，我也疯了。”说到这里，他睁大双眼，把头猛地向后仰。

　　“他曾当时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企望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其实就是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和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他以为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主观上他不是要做一个紧跟形势的跟风派，但他的思想认识，在当时，缺乏更为宏阔的文化的、精神的和价值的参照坐标，他只看到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只受到了当时的影响。”邢小利说，“这种关于文学的认识，在当时，不仅仅是陈忠实一个人的理解，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意志’。”

　　1982年11月，40岁的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也就是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谱系上看，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经历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邢小利说，他还是偏儒家。他对儒家的思想文化的东西读得也不是很多，但这块土地就是儒家的。那个文化是骨子里头的。他一生下来，他妈他爸他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受这种观念影响。”

　　“剥离”与“寻找”是陈忠实后期创作，特别是《白鹿原》创作必要的艺术创造心理过程。“没有这个‘剥离’与‘寻找’，就没有后来的陈忠实和《白鹿原》。”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是陈忠实要做的。“他没有剥离干净。我对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是了解的，他开始没有自我，后来他开始慢慢寻找自我，最后完成了自我。完成了自我并不是说你就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文人的高度，他只是个作家。完成了他的自我，所以我没有说他这个自我到底是啥，从某种意义上还没有进入到现代。有时候我说他对历史的认识是模糊的，对现实的态度是暧昧的。”邢小利说，“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已经很难了。正是他的很多复杂的东西，体现了历史的很多斑斑点点。你把他打磨得太干净了，反而不丰富了。所以我说复杂的反而是深刻的。你弄得很干净，纯粹的知识分子、文人，那反而显得单调。”

　　有一句评论陈忠实的话是：“告别权威历史、政治化历史和政治化文学崇拜的同时，陈忠实走向了文学的新的构建。”

　　1980年代，中国在转型，陈忠实也在转型。

　　邢小利是把陈忠实放到80年代的大背景下去审视陈忠实的。80年代中期的文坛，主义、流派、方法异彩纷呈，“各种风骚一半年”，而其中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理论，使陈忠实茅塞顿开。

　　1980 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孔子再评价》一文，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概念，认为孔子学说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80年代中后期，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文学研究者如刘再复等人把李泽厚在哲学、思想史、美学研究中提出的“主体性”、“心理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概念和理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刘再复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发表的《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一文中认为，1977年之后的文学是反思文学，从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再发展到自审性反思。

　　“陈忠实并不一定要深入了解这个理论学说的来龙去脉及其理论价值和意义，他得到的创作启悟是，人的心理结构是有巨大差异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决定因素。认识到这一点，陈忠实的创作思想就从人的性格解析转为对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邢小利说，“探寻对象就是他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华夏大地上农业文明出现最早的土地，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塑造。”

　　1991年腊月，妻子王翠英到西蒋村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蒸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

　　在当时的环境里，《白鹿原》能不能出版确实是个问题。而他已经50岁了。前面的路怎么走，他不得不考虑。灞桥就在前面，那是一个自古以来送人远行的地方。是把自己送走呢，还是把文学送走？

　　功成

　　陈忠实出生在灞河边上。他在小说《白鹿原》中，称灞河为“滋水”，称浐河为“润水”，意为滋润大地之水。

　　1992年，完成《白鹿原》之后，他填了一首《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一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广播，对于陈忠实听到广播的时间，邢小利进行过仔细核证。他是在1992年3月底在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新闻。当时，《白鹿原》稿子已经被被专程前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位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了。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被认为是《白鹿原》得以出版的一个政治原因。中国沉寂的局面被打破，关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讲话，令陈忠实感到振奋。与市场经济相随的思想文化，也一定会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白鹿原》的出版更有希望了。

　　听了广播大约20天之后，他回到城里的家中。进门后，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他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信。他回忆过：“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说自己叫了三声。不管是几声，总之是人生难得的兴奋。

　　“开天辟地”，这是高贤均读了《白鹿原》手稿后的评价。

　　陈忠实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王翠英说：“可以不用去养鸡了。”

　　《白鹿原》将在《当代》杂志上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会出版。

　　在凤栖原的殡仪馆门口，有读者拿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的《白鹿原》前来悼念。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红柯则拿来了当年的《当代》，这更为少见。

　　然而，《白鹿原》出版之后，曾被点名批评过。“中国作协的副书记王巨才，原来是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在《白鹿原》被点名后，上面要他们拿出个意见。王巨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原来在延安写过剧本，召集了一些评论家，一共不到10个人，陈忠实、贾平凹都没有参加，这场报告开了4天，王巨才让我们放开说，不署名，客观地反映。陕西的舆论环境特别好，我们这一批评论家年龄比较大，和陈忠实差不多大，基本上没有人说他政治上有问题。”肖云儒回忆当时的情形。

　　几年后，《白鹿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陕西省委宣传部开了一个庆功会，肖云儒发言快结束的时候，“多了一句嘴：当然，就像一切优秀的作品一样，它也不是没有缺点。结果记者就把我围住了：肖老师你说的缺陷是什么？我就很后悔，那一个场合不应该说那个话。”

　　过了一个月，陈忠实请肖云儒喝茶。他说，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你绝对不是口误。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肖云儒说，我没什么想法，我就觉得《白鹿原》切入中国文化太深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要融入世界文化有一定的难度。“具体的中国当代政治太繁复，外国人就看不懂。你应该加强黑娃，黑娃并没有揭示出来他的内心活动，田小娥揭示了。如果黑娃作为一个野性的生命、搏动的力量，这是存在于中国民间最重要的动力，这么来写他可能更有力量。你要得诺贝尔奖就有点难度。就是这个意见。他也认可。其实陈忠实并不闭塞，他在写《白鹿原》之前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他对世界现代主义作品读了很多，但是我说，忠实，你读的外国书很多，但你主要是拓展你的技巧。他说，这话你说对了，我看外国书主要是看结构。对他来说，文学是神圣的。一谈到文学问题，而且看你是诚恳的，诚恳中多少有些道理，哪怕道理他不接受，他就会非常坦率地跟你讲。陈忠实的性格其实是非常包容的，非常厚道的，只要你厚道待他，他绝对是非常厚道的。如果你不厚道待他，他可能会脾气很大。这种人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人作为朋友非常好，我会掏出心里话和他讲，可以成为挚友。这样的人写作品成功率是很大的，因为他真诚。”

　　《白鹿原》持续火热了二十多年，被多次搬上舞台，在不同的改编版本中，呈现的面貌是不同的。

　　5月4日的晚上，陈忠实追悼会的头一天晚上，西安外事学院版话剧《白鹿原》在钟楼附近的人民剧场演出。我坐在剧院中，并没有回到两个多月前在北京中国剧院里看陕西人艺版《白鹿原》时的那种感受。北京的那场演出后，现场是如雷的掌声，许多看过那场话剧的人，觉得更为接近原著。

　　5月4日晚的这场演出，看上去有许多“光明”的地方，但却并没有给人以力量。结尾处出现的白灵和鹿兆鹏的儿子来认外公白嘉轩的场面看上去令人尴尬。这也许是一种多余的添加。而两年前上映的电影《白鹿原》则在1937年戛然而止。那是一种缺失。

　　在凤栖原的殡仪馆咸宁厅里。许多人在等待着追悼会的开始。最后边的位置站着演员张铁林，他的身边是编剧芦苇。

2012年，电影《白鹿原》剧照

　　“《白鹿原》的各个版本的话剧都不太好。”芦苇对我说，“太过于注重形式。”

　　芦苇花了多年时间写的《白鹿原》剧本没有被王全安采用。他对王全安拍的《白鹿原》感到失望。

　　张嘉译站在人群当中。他是电视剧《白鹿原》里白嘉轩的扮演者。不出意外的话，电视剧《白鹿原》将在2016年底上映。

　　“电影能在两三个小时里把《白鹿原》的故事讲好吗？”我问芦苇。

　　“完全可以。”芦苇自信地说。芦苇正在策划《白鹿原》的新电影。他对于自己的剧本没被很好地拍摄心有不甘。

　　心结

　　陈忠实的愿望实现了，《白鹿原》成了他棺材里的枕头。许多年过去，陈忠实落后于时代了吗？《白鹿原》讲述的历史截止于50年代，之后的中国呢？

　　我见到李星的时候，他正在住宅楼的楼上楼下寻找不见了的牛奶卡。他看上去比想象中老。他曾经是最早看到《白鹿原》手稿的评论人。“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是他对陈忠实说的话，他在第一时间分享了陈忠实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李星说过，《白鹿原》出来后，多少人企盼再读陈忠实的小说新作，他却连一个短篇也吝于出手。别人逼急了，他也发火：“我又不是急着挣稿费养家，重复自己、也重复别人的作品又有多大意思。”

　　1993年，李星问陈忠实：“《白鹿原》里许多人物的命运里程都延伸到了1949年以后，请问你有没有写第二部的打算？”陈忠实说：“我去年初已经下了白鹿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全部构想已经完成。基本可以肯定，我永远再不会上那个原了。”

　　“他写过《一段几乎湮灭的史实：中条山八百壮士血祭黄河》，也在准备写王鼎，他一直是不死心的。他想写的是小说，篇幅还没有定，还在大量地收集材料。事情还没有搞出来之前，陈忠实能压得住。”肖云儒说。

　　“他确实准备过几年，有几个长篇构想了，都没写成。现实里很多东西不好触及。如果不真实，那这个东西就不值得去写。如果真实，那又不能写。我认为，对陈老师来说，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心结。”邢小利说。

　　“你看过他后来准备写的东西吗？”我问邢小利。

　　“没看过，但他跟我说过。他至少还有3个题材想写，他想写出一个长篇，资料都有了。那是很惊心动魄的一个素材。他还想写元嘉和礼泉县，人民公社典型的两个大队。”

　　大多数作家的葬礼看上去都悄无声息，陈忠实的葬礼像是一次例外。作协的大多数人都未曾为一次葬礼这么忙碌。

　　“我跟陈老师关系这么好，我们有一种君子的默契。我们不议论作家协会，不谈作家协会的事情。因为一谈必然会陷入是非。我们把陈老师看作是一个历史人物，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那些是非有什么意思啊。作家协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这里应该是一个精神高地，这里的官，最大就是一个厅级，钱也没有挣很多。为什么有人放弃很好的位置，跑到这地方来了，因为这是精神的高地。”邢小利说，“以前开会的时候，我曾经说，文化人有4个榜样，屈原、陶渊明、方孝孺、曹雪芹。”

　　殡仪馆里，贾平凹站在悼念的人群中，显得有些疲惫，站在他旁边的是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他见证了陈忠实生命的最后3天。当载着陈忠实遗体的灵车缓缓通过医院大厅、医院走廊、医院车库、医院大门时，他想起海明威墓志上的那句话：“恕我不起来了！”

　　“在《白鹿原》之后，他几乎再没有创作‘大东西’，如果以长度来说的话，也的确如此。但他在进行着另一种‘长度’、‘宽度’、‘厚度’的创作，那就是扶持人，一个个扶持，一点点扶持，参加各种作品研讨会，为作者新出的作品写评论，写‘腰封’，为青年作家搞推介活动‘站台’，总之，他是在为他人活着，尤其是为成长中的文学新人们活着。”陈彦说，“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偶然能看到一个挎着破旧皮包的老人，永远是那身灰灰的衣服，走起路来不紧不慢。”

　　几个月前，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出版，拿到样书后，想送陈忠实一本，可他知道陈忠实的病情，即使是去看望，也没好意思拿书。可有一天，陈忠实给他打来电话：“《装台》我拿到了，祝贺！都听说了，有可能了，我再写点文字。”在医院里，陈忠实送给陈彦一本《生命对我足够深情》，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我感觉他那时候心里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书上印着‘感恩阳光，感恩苦难’。他认为他是苦难的，他的确是受了很多折磨。而那时，他已经准备好了。”陈彦说。

　　在殡仪馆里，生于1986年的年轻作家杨则纬和红柯拿着《当代》合影，打开的内页显出“白鹿原”三个大字。

　　《白鹿原》之后呢？陈忠实之后呢？那些年轻人呢？

　　“现在年轻人写东西是不是因为没有经历社会的动荡所以只能出小作品？”我问肖云儒。

　　“我也觉得，除非有真正的天才，于细微处感受到了大的脉搏，那也是可能的。不像以前的时代，命运的大变换给人大的触动。”肖云儒说，“80后陕西这批作家没有太出来。首先是没有清醒的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精神、时代背景和时代审美需求是什么，还是一个劲儿地看着这几个大家，学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这些人远离市场，他的命运并没有和这个时代合拍。他们并没有到商场上滚打啊，买股票要跳楼这种感情没有啊。他全在书斋里，而社会生活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有多少跌宕起伏的事情。这就是我跟陈忠实为城墙吵架的原因。我始终觉得陕西这个地方应该更激活一点，当然不见得用城墙作比喻。这一批作家的个人命运和时代最重要的景观没有叠合在一起，不像陈忠实和贾平凹，个人的命运就是时代命运。”

　　在陈忠实追悼会的第二天，2014年去世的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上映。这是一部有着80年代气息的电影，有着个人和时代的命运。电影里，最有威望的死者才配得上唢呐曲《百鸟朝凤》。看电影时，我想到了张喜民在作协院子里和他的同伴们演奏的那曲《将令》。歌声响彻四周，鸟儿们从水池里四散而去。

　　菊花

　　陈忠实去世第二天，杨则纬去往省作协，经过那个水池，给灵堂的遗像献上了一束菊花。我在西安的一处艺术园区里见到了杨则纬。适逢五一假期，人们在工厂一样的工作室前摆上大木桌，大桶的德国黑啤被打开，涌出的啤酒溢满了大碗，并在桌子上漫延开去，仿佛是汹涌而来的时代潮水。

　　从口音里听不出杨则纬出生在西安。而老一辈的作家，几乎都更习惯于说陕西话。

　　杨则纬卖得最好的小说是《躲在星巴克的猫》。在鼓楼和钟楼之间，有一个大玻璃房，那是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像是嵌入了现代的传统西安。这启发了她的写作灵感。

　　我在那间咖啡馆喝过咖啡，从玻璃窗望出去，能看到高耸的钟楼。店里坐着染着各色头发的人们，在打发自己的中午时光。

　　杨则纬涂着暗红色的指甲，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她喜欢在朋友圈发蛋糕咖啡，旁边是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她在中学时，就曾万里迢迢交换到瑞士学习。当她回国后，已然不适应高三的环境。

　　她的成绩不算特别好。父母一开始反对她的小说写作。

　　改变这一切的大概是陈忠实。2006年，刚上大一的杨则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编辑把她的稿子给陈忠实看了，请他为其写一个评论或者推荐语。

　　“那天我太激动了，一位文学青年见到文学巨匠的画面请你们想象一下……”她的父母也跟着一起见了陈忠实。陈忠实夸奖了她的作品，并且询问她是否愿意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我的少女时代，常常在深夜里梦想，或者我真的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在陈忠实的推荐下，她成为了陕西作家协会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