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化学校，正越来越多地被新富与知识阶层家庭所接受，成为中国幼童留学前的演练场。

　　记者 _北辰 上海报道

　　晚上8点，凯瑟琳还蜷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漫画书——《The Kin-der-Kids》，这是妈妈何玲上次在美国出差从旧书摊上淘来的。

　　这丝毫看不出，明天，8岁的凯瑟琳要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进入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两年来，无论期末考试还是期中考，对于凯瑟琳来说，只是意味着小区里一时找不到玩伴玩。

　　与那些就读公立学校正不安等待考试的玩伴相比，凯瑟琳轻松得很：没有补习，没有做不完的复习卷。即使考砸了，也不会在同学面前公开“出糗”，因为学校不会公开排名，她只知道自己这一次是不是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了。

　　对凯瑟琳来说，考试之后，就是精彩的暑假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父母都会带她去世界各地旅行两个星期。今年，去的是巴厘岛，同行的是她的好朋友琳达一家。她们商量好要去看看那里的咖啡农场，据说用被果子狸吃下后排泄出来的咖啡豆做咖啡。而在去年，是荷兰和法国，她带回一双小木鞋，后来在班上每周一次的集会上，秀了一把。

　　在这个暑假，凯瑟琳也要做作业，但看起来“工作量”不大。英文的暑假作业是“多读书，看看英文DVD”，以及从国外的英文学习网站上，下载一些跟她年龄相当的题目。而语文、数学作业是上海小学普遍使用的《暑假生活》，薄薄的，40页左右。她只有这一本作业，而且只需要完成大概三分之二的数量。学校一向不主张重复，平时做作业，数学计算练习一周也就两页纸。

　　不用为期末考试发愁，没有繁重的暑假作业，学习更像是为了求知，考试更像是为了教学改进，8岁凯瑟琳的幸福，并不是唯一的。

　　在上海美国学校，读一年级的杰克，完全不用考试，只是学校定期有考核，但成绩从来不会告诉家长；在上海民办中芯学校国际部，课本除语文外从不让学生拿回家去，一年级的美国女老师嘉法甚至还专门叮嘱家长：请一定不要订正学生的作业，我要看他们对课堂上的东西掌握了多少。

　　凯瑟琳、杰克这样的学习模式，在中国当下教育体制下，看起来如天方夜谭。而这一切在于，他们所在的学校——国际学校，超然于中国的高考体制之外。

　　相比凯瑟琳所在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杰克所在的、创办于1912年的上海美国学校，从血统来说，是最为纯正的国际学校。目前上海有20多所这样的国际学校，在北京超过40所，广州则有7所，跨度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

　　按照中国《教育部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规定》，国际学校只能招收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子女，实行纯正的全英文西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国际学校，像是“国中国”，跟上海本土文化和人群没有丝毫的关联。

　　一年一二十万元的高学费，对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国际学校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更何况，基于政府的规定，中国学生不能进入国际学校。但是，在越来越多中国本土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在国际和多元环境中长大，脱离高考桎梏，初中、高中之后就留学海外的混合需求下，像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国际教育机构，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脱颖而出。

　　“我们不是‘国际学校’，也不是纯粹的中国学校。”包玉刚实验学校副理事长苏文骏定义说。与纯正的国际学校不同，这些为中国学生提供一个不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可以接受国际教育机会的本土化国际学校，更像是中国幼童留学的演练场。在中国9年义务教育框架内，他们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采用国际化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在上海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工作的凯瑟琳母亲何玲，不想让女儿身陷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当中。虽然她对中国教育制度仍抱有希望，但是在她的人生规划中，凯瑟琳迟早会跟他们夫妻一样，做一个国际人，出国接受教育。

　　“国家不是要改革高考，改革教育体制吗？没准儿等凯瑟琳长大，国际学校这种教育理念已经成主流了！”2008年，在一长串排队人群中，凯瑟琳顺利进入包玉刚实验学校。

　　不用学，玩就够了

　　每天早上，8岁的凯瑟琳，在奶奶的陪同下，来到离家不远的学校。

　　8点15分，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和早锻炼。升旗前，如果那天有重要事情需要交代，校长会提醒大家。比如3月最后那个周五，Warren Johnston校长提醒说，周六晚上8点地球要熄灯一小时。凯瑟琳真的记住了，那天家里连电视都没开，一家人坐在飘窗上，点着蜡烛聊天看夜景。

　　早锻炼里有跑步、做操，还有传统中国小学没有的瑜伽。做瑜伽的时候，凯瑟琳最喜欢单脚站立，做出“树”的样子。

　　8：45，凯瑟琳的第一堂课。

　　9：45—10：15，课间休息。她做做眼保健操，吃吃点心，还有户外活动。

　　10：15—12：00，她得上一节大课，加一节小课。大课60分钟，小课45分钟。

　　凯瑟琳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文、探索、计算机以及音、体、美等。以活动和项目为主，需要背的东西不多。学校对双语要求很严格，中英文授课的内容各一半。

　　12：00后，吃完午饭，她在户外活动半小时。

　　13：00—14：45，又是一节大课加一节小课。

　　这样的安排，包玉刚实验小学部副校长陈艳说，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的持续性，比如探索课程，要讲灾害，60分钟连在一起，内容可以更完整地展现。

　　之后，就是各种活动时间了。

　　每周一、二、三下午2点45分之后，凯瑟琳就不上课，或者说不上课本上的课了。一直到3点半，都是课内兴趣活动和团体体育活动时间。

　　开学之初，老师给每个人一张单子，让学生自己做主，把感兴趣的三门课程按先后顺序列出来，在老师调配下，最后选定一门课。凯瑟琳不是每次都能拿到“第一志愿”课程，但她知道反正过两个月会换的，迟早轮到自己，所以也不觉得有多大关系。两年下来，凯瑟琳选过十字绣、折纸、足球、手工、趣味韩语、英语阅读。

　　成立于2007年的包玉刚实验学校，现有5个年级300多名学生。其创办，据说源自香港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孙子苏文骏和伊顿公学前校长Eric Anderson的一次午餐。苏文骏谈起了一次遭遇，出国参加夏令营的一些中国孩子在中途转机时，一口气买了三双名牌鞋，而包陪庆也在感叹中国大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Eric Anderson于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学校？

　　外界有传闻，说包玉刚学校的孩子“不用学，玩就够了”。包玉刚学校副理事长苏文骏对此的解释是：“学习应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同时教育也不是课堂知识就能全部涵盖的，孩子往往在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运动在内的玩中，实现能力的全面开发和培养。”在奉行全人教育理念的包玉刚学校，教育不是课堂和书本学习就可以涵盖的，学习和学生做人能力的培养同样是重要的。

　　何玲觉得如果孩子在“玩”里面学了，那玩就没有“罪”。何玲家隔壁邻居的孩子，5年级了，却需要二年级的凯瑟琳给她念英文故事。“也许凯瑟琳的中文会没有隔壁的珑珑好，可是我从来都觉得中国的语文太难了，8岁的孩子要写中心思想，要分析段落大意，有必要吗？”

　　凯瑟琳常念到的小姐姐克里斯汀，是何玲朋友的女儿，正在上海耀华国际教育学校上学。这家学校由耀中国际学校创始人、孙中山孙女曾楚珩女士创办，2004年开始正式招收16岁以上的中国本土学生，学制四年，提供出国留学预科课程，前两年为国际高中课程IGCSE，后两年为大学预科课程A Level。克里斯汀可以从众多科目中选修适合自己的科目，为日后进入海外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财务、经济等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