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故事 边境线黑与白

　　1334公里的边境线，一边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国度——朝鲜，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

　　这里，既是世界眺望朝鲜神秘面纱的窗口，也是朝鲜获取外界物资的大门。

　　因为受制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对朝的民间合法贸易被塑造出独特的形态，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

　　由鸭绿江两岸地下商人组成的走私者，也密密麻麻寄生于漫长的边境线上，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江湖与游戏规则，呈现出特别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幅长久存在而又隐蔽的边境社会图景。

　　2010年6月初，鸭绿江对岸几声枪响，3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殒命。随后中国政府对朝方进行“严正交涉”，中朝边境线上的贸易与走私状态，也随之引起公众关注。6月25日，适逢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60年世界人事全非，而朝鲜物景依旧。

　　我们辗转中朝边境线，讲述鸭绿江两岸民间合法贸易的困境与地下走私者的艰险生存，并深入朝鲜，记录这个神秘国家的社会生活细节。

　　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尝试建立起一个观察边境商业生态与国家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模型。这是一个望远镜，让我们看到，自由贸易与开放社会正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边境线黑与白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 丹东报道

　　张彬的船在鸭绿江的上游。那是数艘身躯庞大的挖沙船。市场上，一立方米沙子卖30元。他的挖沙船队，每天可以从临近朝鲜的岛屿挖沙2000立方米。

　　于泽铭(化名)的船在鸭绿江的下游。那是一艘750马力的玻璃钢摩托艇。最近，他几乎天天都会驾船越境到朝鲜一侧，用粮食和日用品，换回海鲜和铜。这条艇每年至少能挣来60万元。

　　欢迎来到丹东。一边是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一边是尚未开放最神秘莫测的朝鲜。210公里的边境线，或许是世界上最吸引冒险者的“乐土”。

　　张彬和于泽铭，代表了中朝边境数万冒险者的两个侧面。前者是合法商人中的一员。而后者的走私生意，则处于浪头舔血的黑色地带。

　　黑白有别

　　商人张彬的生活很忙碌。47岁的张彬，是丹东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经营、有门路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在丹东地段最好的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三层，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艳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活似一幕老电影。

　　上午，张彬习惯在办公室处理一下业务，用功夫茶招待朋友。中午在饭桌上谈几笔生意。下午，他经常驾车到鸭绿江边，视察自己的挖沙船队。

　　6月11日，张彬驾车带记者沿江而上。经过中朝友谊大桥的时候，他指给记者看泊在江中的几只挖沙船。船头红旗上，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他说：“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只能由我们公司采挖。”

　　奥迪A6沿着江边疾驶，鸭绿江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朝鲜新义州静谧空旷，和丹东这边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树丛深处，偶有红色朝文标语闪过，上头写着“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和张彬相比，48岁的于泽铭生活单调且危险。

　　于泽铭家住鸭绿江下游江海(黄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14日一早，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早6点。750马力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一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一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进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的“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困难，朝鲜日用品与粮食匮乏。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朝方急需的物资，换回1到2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于泽铭，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越境“边贸”要在海上呆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地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使唤船的”生意经

　　在中朝边境，于泽铭式的“边贸”，是公开的秘密。

　　“使唤船的”，是当地对做“边贸”者的别称，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于泽铭“使唤船”超过20年，这是他的生计。于泽铭所在的北安民村1600多人，很多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民风彪悍。于泽铭说，某些村子，超过60%的成年男性村民“使唤过船”。

　　于泽铭记忆中，和“高丽”的生意，要追溯到20年前。于说，“最早中朝边境都让捕捞。1976年以后，朝鲜那边不让干了。只好偷着去。”

　　中国海域捕捞过度，渔民们必须越境到朝鲜海域，才能找到量大质优的海货。丹东市场上，螃蟹100元一斤，在朝鲜收购也就是一二十元一斤，从朝鲜过来价格差不多翻了10倍。

　　上世纪90年代后，中朝边境走私案突然激增。根据公开报道，丹东海关曾经多次破获走私中国汽车、汽油大案，甚至发生过个别官员武装押运掩护走私汽车的大案。

　　相比这些动辄成千万上百万的走私，于泽铭认为，他和其他边民从事的“边贸”，“不值得一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朝鲜饥荒的消息就不断传来，后期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无常，又遭受了国际制裁，朝鲜国内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

　　鸭绿江上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易货生意：从朝鲜走私铜、古董，或者用海螺、花盖蟹、蚬子等海货，换来中国这边的米、面、粮、油、烟酒等日用品。

　　于泽铭10年前开始和朝鲜走私者换铜，“有一个时期中国对铜需求极大。朝鲜的铜不断通过边境走私进来。”

　　因为经常和朝鲜人换铜，村民多半懂几句朝鲜语。“黄铜，叫‘巴拉盖’，最早收购价是9元一公斤，后来涨到了16元。紫铜叫‘脑赖’，肘子铜叫‘盖大力’，就像猪肘子，含金量大，但是朝鲜工艺不行，不能提炼，最贵曾卖到53元一公斤。最低级的叫‘巴巴铜’，最贵的时候，‘巴巴铜’还要30元一公斤。” 于泽铭说。

　　此外，他们还掌握了“阿得儿(男孩)”、“蛋儿(女孩)”、“老几奶(老太太)”、“旦白(香烟)”等常用语。

　　于泽铭发现，“高丽”熟知中国市场变化，走私者往往根据中国行情不断调价。即便这样，“收购到中国，还可以赚一半差价。”

　　于说，换铜交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鸭绿江沿岸，泊着许多小木船。晚上，对岸朝鲜走私者在江边晃晃手电，这边就知道有货要出手，于是开船过去，换铜船不跑远海，只跑江面。不超过千米的江面，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

　　于泽铭说：“小闹是几百公斤，岸上晃手电。大闹是一两吨，三四吨，就打个电话。”“使唤船的”为朝鲜“客户”提供中国手机，定时替对方充值，中朝边境可以利用中国网络通话。对方有了货，在江边打个电话，约好地点，这边就可以开船到对面交易。现在许多“使唤船的”都在对岸划了地盘，别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货，去了就动手打人。

　　中方一直严查走私和违法交易。朝方也驱逐和抓人。对岸采取的方式是没收船与货物。

　　有种说法是，90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条小船，20马力甚至更小，运过去一船面包，就可以换到一船钢铁。虎山往上游宽甸，地理更便利。当地有个地名叫“一步跨”，顾名思义，跨一步就过来了。

　　2003年前后，“使唤船的”开始更新装备。原来的木船普遍换成了一部机器的玻璃钢艇。于泽铭说，朝鲜边防看到这边换成一部机器的艇了，也换成了“一部机器”。渔民一看跑不过了，又换成“二部机器”。现在，这边已经换成了“三部机器”750马力的摩托艇。“从东港到安民再到浪头，大概有50条这样的快艇。”于泽铭讲，“其实不允许养艇，国家规定不让养单机超过150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养艇是用来走私的。”

　　做“边贸”的艇上，都要请一个朝鲜翻译，一般由本地朝鲜族人担任。翻译和对岸尤其是朝鲜边防的关系好坏，关系到每一单生意的顺利与否，需要用礼物和钱打点通关，当地人叫“傍艇”。

　　于泽铭说：“高丽艇一个月3个班，交替巡逻，每10天换一次岗。这次是艇队长班，他给你下个单子，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基本至少一万四五千的货，其他还要汽油、烟酒和轮胎。他们一般一条艇有7个人。艇队长、大保、小保、开艇的，其他三个当兵的。因此一个月要打点3次，正常一个月花个四五万。但是这也有利可图，都能挣回来。”

　　于说，在90年代末，一条36马力的船傍一次艇1500元，50马力傍一次艇2000元，现在这个费用提高了将近10倍。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早上6点半从家里出来，7点见着高丽艇。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在红山(音，岛名)傍了3条艇。有个军港看门艇，和俺们翻译关系挺好，花了1万元钱给他们买东西，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另一个军港艇，军港艇要的东西多。通过指导员找了艇队长，互相之间认识了，这个班这10天就没有要俺东西。平时送礼，好烟比如中华玉溪，给当官的。酒是真露。高丽喜欢喝低度酒。平时送些大米白面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