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朱镕基（左）与郭道晖在一架国民党报废飞机前合影
2016年4月，郭道晖在北京寓所中畅谈清华往事
2016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当《环球人物》记者坐在朱镕基的同学、88岁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面前时，他笑着问：“现在的年轻人还想听我们那时的故事 啊？”“当然！”我们郑重而肯定地回答。郭道晖微笑起来，眼睛在老花镜片后眯成了一条线：“那我就唠叨唠叨……我和朱镕基都是在抗日战火里念的中学，读大 学时又赶上内战。偌大的国家难寻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使得我们那一代青年学生在学业之外，还关注和思考时代的命运，希望能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做一点事。年轻 时的这种想法，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华大学：是“学霸”也是“文青”
1947 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背起行囊，离开家乡湖南，前往清华大学报到。“虽然入学时每个人的专业就已经确定，但是大一那年我们没有系和班的概念，学生都是自 由选课，各自上课，宿舍也不按班级分配，即便是同班同学，相互之间也不熟悉甚至不认识。我们这些初次远离家门的年轻人难免感到有些孤单、冷清。”清华大学 51级电机系（当时以毕业年份划分班级级别）、后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李维统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不 过，朱镕基没有遇到这种困扰。就在同一年，郭道晖也考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由于是湖南同乡，又是高中校友，郭道晖的父亲还是湖南省有名的中学老师，教过朱 镕基，所以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在他们看来，清华的一切都那么新鲜，觉得身为清华学生很是自豪。两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欣赏秋日美景，还爬到航空馆的一架 旧飞机上合影。在宿舍，朱镕基还教郭道晖唱起了那出《贺后骂殿》（编者注：戏曲《贺后骂殿》系《烛影计》之一折。故事梗概：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弟赵光义继 承帝位，因轻信奸臣潘洪（仁美）的谗言导致大将杨业战败而亡。贺后以丈夫死因不明，乃使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怒欲斩侄德昭，德昭撞柱而死。贺后乃携次 子德芳上殿，历数光义之过，光义理屈谢罪，赐贺尚方宝剑，封为太后，入养老宫，且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自盘古，立帝邦，天子为重……把皇嫂当做了太后 侍奉……”
大学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是朱镕基没忘了学生的本分——学习。为了分担伯父供自己读书的压力，他非常努力地争取奖学金。据郭道晖回忆，报考清华时，平均成 绩80分以上就可以得到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但清华园里人才济济，想保持这种成绩上的优势可不容易。“51级电机系有100多人，每个人中学时都 是出类拔萃的学生，班里的学习竞争很激烈。从上海来的同学们中学就学过微积分，英语也很好。和他们比，我们的基础就差一些。朱镕基还感慨，自己中学成绩总 是第一二名，在清华可没那么容易了。”郭道晖说。感受到压力后，朱镕基学习更加刻苦。曾和他住在同一宿舍、日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履谦对《环球人物》 记者说：“朱镕基算是我们当中学习最用功的。除了到食堂吃饭，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经常是晚上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成绩相当好。”
由于专注学业，在不太熟悉朱镕基的同学眼中，他性格内向，不爱和人交流。其实，朱镕基很热心。当时，郭道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常不去上课，功课落下很多。考试临近时，他就去找“学霸”朱镕基对笔记，还一起探讨解题技巧。
专业学习之外，朱镕基还是个文艺青年，内心世界丰富。一次，他和郭道晖因为小事闹了别扭，两人几天没有说话。有一天在去食堂的路上，朱镕基首先打破了沉默，提起前一天发表在《经世日报》上一篇名为《与镕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作者署名“斗非”。朱镕基猜那篇文章是郭道晖写的，还说写得不错，认同其中的观点。原来，郭道晖看到前不久朱镕基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名为《爱与憎》的文章。“文章中，朱镕基自伤幼年失怙，带着‘淡淡的哀愁’。但他觉得身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为人民‘自我牺牲地爱’。”郭道晖说，“有感于他的文笔和观点，我就写了那篇文章，阐释了自己对爱的理解。想到几十年后，他就任总理时‘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的誓言，不正是他对人民‘自我牺牲地爱’吗？”
国家计委：协助编制“一五”计划
“1952年5月，为适应全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工业部，大部分同志随王鹤寿、吕东同志调往北京，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我也随安志文（1952年担任国家计委委员）、马洪（1952年担任国家计委秘书长）同志到了新组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朱镕基在2005年纪念吕东诞辰90周年时回忆说。
朱镕基从沈阳回到北京，搬入新建成的国家计委大院。国家计委成立之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会同中财委编制“一五” 计划。初到国家计委，朱镕基在燃料动力局担任组长，“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朱镕基曾回忆说。除了在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家计委领导的带领下协助编制“一五”计划，朱镕基还协助张玺研究编制每年的年度计划。
张玺的一位同事回忆道：“张玺是从河南省委书记任上调来的，他觉得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为此每天工作之余坚持自学，学完了《政治经济学》和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著作及经济理论。他让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熟悉到了有问即答的程度。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张玺配一部吉姆牌轿车，他谢绝了；给他找了一处院落较大的房子，多次劝他搬家，他硬是不搬。张玺同志的工作作风，影响了很多国家计委机关的同志。”
据马洪回忆：“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
1970年以前，国家计委主任（早期称主席）一职由李富春担任。朱镕基参加了很多由李富春主持的会议，特别是编制“一五”计划，李富春多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说明他对国家经济的看法和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方针。“我那时参加工作不久，确实感到如饥似渴啊！确实对富春同志充满了敬仰。一直到今天，我始终不能忘怀那些日子……我始终把富春同志看作我的前辈、我的师长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镕基在2000年纪念李富春诞辰100周年时说，“我是湖南人，而且是长沙人，和富春同志一个地方，富春同志讲话有口音啊，我相信在座的，在办公室听讲的，只有我一个人百分之一百地把富春同志的话听懂，我拼命埋头苦记，希望把他每一个字都能记录下来。”
长年在计委大院居住的仇荣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们这一片大院里走出了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不是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很深，但朱镕基在我们心里绝对是这个！”他边说边伸出了大拇指，“朱镕基当时就是个副处级干部，论官职，在计委大院里根本不起眼。但论品行，有口皆碑。就说个很小的事吧，我们那会儿经常和他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有一次，食堂的大师傅多找了他几两粮票，他当时也没数。回家后发现了，冒着大雨就跑回食堂把粮票退了。”
青年时期退粮票的作风，此后贯穿朱镕基的一生。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时，堂兄去北京看望他，他风趣地对堂兄说：“你高兴，肚子不饿多留一会我不反对，但我不会留你们吃饭。”后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他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该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也曾回忆：“我下企业调研，企业往往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 李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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