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俞正声出席四任国家主席子女到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纪念谁？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低调而又隆重的纪念活动。
低调，是因为参加纪念的人范围不大，家属并没有“广而告知”。隆重，是因为参加纪念的人分量很重——
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四任国家主席的子女：刘源（刘少奇之子）、董良羽（董必武之子）、李平（李先念之子）、杨绍明（杨尚昆之子）以及数十位开国元勋子女出席了纪念活动。
被纪念的这位逝者，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他是中共党史上一位重要人物，37岁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不到50岁出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年龄稍长的群众至今说起他，还会亲切地叫一声“我们的王书记。”
1954年，长江特大洪灾，召集武汉防汛总指挥部会议
1959年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他壮年时成为中国政坛一颗新星，却遭江青一伙陷害，身陷文革冤狱近10年。虽背负冤屈，却从未改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宁可牢底坐穿，也不向野心家们低头。
他“四套班子”走遍，文革后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拨乱反正、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解放与发展农业生产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王任重。今天，是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年轻的小伙伴或许对他名字不太熟悉，但大家一定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的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敢担当。纵观王任重的一生，可谓是给这三条标准做了最生动的注脚。
1980年中央书记处成员合影，左一为习仲勋，中间为胡耀邦，右一为王任重
1981年，王任重（左一）和王震（左二）一起陪同邓小平同志在新疆王任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群众、对同事、对亲人多次谈及：如果身后党能够评价我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就满意了。
对于“合格”的含义，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这看来是任重同志的谦虚，其实正说明任重同志十分认真地对待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折不扣地达到这个标准。对于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含义十分深远。‘合格’二字，就说明了一切。”
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也曾回忆道，任重与人交往如清风幽兰，再好的朋友也是君子之交，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他从不恭维人，也从不在家里请客吃饭，就是对毛主席也这样。那年毛主席离开武汉时，湖北党政军要员动员他去送行。他说：“主席叫我去我就去，没叫我去我就不去”，很有点文人的傲气。
1958年陪同毛泽东主席横渡长江事实上，毛主席喜欢湖北，每年至少来湖北一次。在湖北期间，王任重作为地方领导人，从未单独宴请过他。
以“合格”标准要求自己，同样以“合格”标准带动身边人。有一次王任重去某地视察，中午饭菜非常丰富。他指着一盘虾仁炒鸡蛋说：下次炒鸡蛋不要放虾仁。后来一餐饭又上了一盘虾仁炒鸡蛋。王任重很不高兴，问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炒鸡蛋不放虾仁，达不到接待标准。王任重生气地说：“现在你接待的是我，不要考虑什么接待标准。”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王老向来平易近人，这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发脾气。
王任重（左一）陪同李先念同志在湖北襄阳视察
王任重（右一）考察水利建设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王任重（左一）在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参加劳动王任重的孙女王小节女士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爷爷鼓励她说：“我的节节学习好，以后一定能上大学，可现在的学费真是越来越贵了，将来把爷爷的砚台卖了，给你交学费吧。”
王小节每次回想起爷爷的话，总会鼻子一酸：“谁会相信这个级别的干部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中学时期的王小节和爷爷合影
1982年王小节与爷爷在中山公园
1983年的家庭合影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而言，敢于解剖自己是难能可贵的。王任重对于他个人的缺点和失误，从不隐讳，不但向中央、毛主席检查，一有机会也向干部、群众检查。1952年有一天，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在“读者来信”一栏，刊出了王任重的一封信，原来是他为写字潦草，使人家不好辨认，公开作自我批评。事情虽小，足以看出他的作风。
宋平同志曾说，面对自己的工作失误，王任重没有为了维护“威信”刻意加以掩饰，而是主动在会议上、组织生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诚恳地做自我批评，并立即见之于改正的行动。王任重曾多次说，一个人即使因为做工作犯了错误，也比不做工作不犯错误好，对共产党人来讲，不做事本身就是一种大错误。
在文革中，大文痞姚文元构陷王任重“美化帝王将相”，因为王任重把自己阅读《资治通鉴》时写的一些笔记和杂感发表在湖北省委内刊《湖北通讯》上，供干部们学习交流。事实上，他的动机是想帮助干部们多学习一点历史知识，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倡实事求是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笔记中谈到的如何防止个别干部腐化堕落、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思考，长安街知事APP也从家属手中拿到了这一珍贵的资料。
虽然王任重已经逝去近30年，可他似乎并没有走远。因为从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民主生活会、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八项规定”、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群众路线、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两学一做”，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家风，对什么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了“画像式”的认识。
正如李建国同志在纪念活动的发言中所说：“我们纪念王任重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来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从不讲生活待遇，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
1992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召开前的两天，时任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在任上突发心脏病逝世。逝世前的一个月，他还在外地考察，并投入了大量精力筹备政协会议。躺在病床上，他还在关心一位政协委员个人的医疗问题。
春天来了，盼望春天的人却匆匆离去。王任重生前曾表示：“我死以后，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报上发个消息，让大家知道。评价中保留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可以了。”
他的子女按照王任重的意愿，同时考虑到两会召开在即，不给组织添更多麻烦，丧事一切从简。他去世后不到54小时，遗体在八宝山火化。
万分悲痛的家属对组织上说：“现在不向、将来也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一切听从中央安排。”
1992年3月18日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开幕，全体与会人员向王任重同志默哀来源：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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