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 彦
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的六年半时间，俄国共产党竟然历经了夺取政权、政权岌岌可危、千方百计保住政权及巩固政权几个时期。“党处在内外十分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到党内的民主监督、民主决策。
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俄共(布)共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全国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在77个月中，党的最高机关召开了这么多次会议，集体决策党政、军队、国家大事，实现了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组织的监察。在这些会上，不走形式，不搞过场。没有权势的压力，没有阿谀奉承，没有吹捧粉饰，更没有恐怖，与会者能自由发表意见。通过的各项决议大都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论，而且注意到各方面的意见。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可谓党内民主黄金时代。
斯大林时代的党代表大会及大部分中央全会，有如“导演的戏剧”。剧本、角色、台词、导演都是事先已决定了的，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发挥创造性、主动性，但没有自由民主的气氛，没有不满，更没有持有不同意见的派别。而列宁时代，尽管政治险象环生，党和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依然按照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党内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没有哪一次会议是停留在欢呼、鼓掌一致通过上，更没有把党的会议变成一言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更不在党的会议上实行极端集中制、战斗命令制，而是切切实实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的“十二项可以”。
1.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在未形成决议前，领导集团认识不可能一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与分析，对事态的发展的预测，对战略、战术、政策的设想，对重大人事的安排与变动，对成绩与缺点、经验与教训的评估不可能一致，会有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主张。“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是斯大林1917年二月革命后说的话。因此，列宁时期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不同主张，通过讨论、辩论、表决，作出大多数人同意的决定。如此事例很难尽举，试举典型的三例：例一，1917年4月，全党七次代表会议，151名代表讨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与加米涅夫分别作正副报告，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对《四日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经过讨论，会议拥护列宁的提纲。例二，1918年5月14日至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他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两个报告人——列宁和莫洛夫又分别作了总结报告。最后会议以42：9通过了以列宁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失败后，声明他们拒绝参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委员会。很快局势的发展证明列宁正确，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例三，1925年4月，在俄共十四大，斯大林作中央工作报告之后，紧接着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反对派作副报告。因为根据各代表团代表商定的规定，各个代表团，只要有4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要求，就可以提出一名自己的副报告人。虽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反对派，未能吸引到会代表站到自己方面来，但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后，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供比较、选择，未尝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方法。因此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并被视为正常与成熟。这里有一个较为生动的事例，1921年9月19日，彼得格勒党组织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还兼管着彼得格勒。他作了主报告，省委书记格乌拉诺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的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乌的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自然不满，向中央作了报告，指责格乌拉诺夫等有非党“倾向”。中央选出(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三人“专门委员会，讨论了季的信，由列宁执笔回了信，向季指出乌等并没有“那种倾向的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
[1] [2] [3] [4] [5] [6] [下一页]
(编辑：独孤)
点击查看文化每日超强人气排行榜，更多精彩尽在新浪文化！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