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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绘画与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在古今中外美术史上从欧洲中世纪教皇神学对此的扼杀与文艺复兴大师米开郎基罗的反扼杀，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封建卫道士的禁止与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的反禁止，再到60至70年代的两度废除与毛泽东的两度反废除，都曾发生过惊世骇俗的论争。而在中国论争了半个世纪的人体写生模特儿风波史，虽以毛泽东的著名“批示”画上了难以争辩的句号，但今天仍然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20年代禁止与反禁止论战

　　毛泽东于60年代在其批示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文尾处曾经补充过如下一段文字：“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在忆述毛泽东这段著名的“批示”之前，不能不追忆起20年代刘海粟曾为此而展开的那场历史性的论战。

　　那是1925年8月22日， 刘海粟当时曾申诉：“民国初元，鄙人开办美专，首置模特儿，开宗明义，亦既宣之。而世人不察，目为大逆，讥笑怒骂，百啄丛集。鄙人为学术尊严计，不惜唇焦舌烂，再四辩白……”继之，他迫于无奈而连续怒撰多篇论战檄文投稿于《时事新报》、《新闻报》。之后，刘海粟又“眼里滚动着愤慨的泪花”，聆听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名人蔡元培醒世迪人的肺腑箴语：“封建气息弥漫着中华，要前进一步，谈何容易！就说这人体模特儿吧，也许还有反复、多次的反复啊！你要有心理准备。海粟呀，人的富有不是金钱，不是一时的成功，而是那些帮助你认识生活的经历。你应该为你如此年轻就有如此的经历而自豪！不要因为它们而馁伤啊！”从此，刘海粟就更以其“阻碍学术之进程，谤毁学者之人格，视人体习作为洪水猛兽。风声所及，腾笑世界，实为国家之趾”的愤慨控诉，以其“我反抗！我反抗！我们的学校绝不停办！我刘海粟为艺术而生，也愿为艺术而死！我宁死也要坚持真理，绝不为威武所屈”的坚定誓言，来表明自己艺术追求的决心。他面对江西省教育会会长韩志贤、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上海县县长危道丰、以及曾下令禁止穿旗袍和禁止画模特儿的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之流的“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艺术叛徒、祸首刘海粟”的舆论和武力兼施的“围剿”，毫不屈服，他先在法庭上严词驳谬，后在进步舆论(如“顽固派浅见陋俗，妨碍艺术之进步，颇觉可怜可恨！中国艺术之路，尚赖明哲之奋斗焉……”)的强烈声援下最终取得了胜利。刘海粟在其晚年曾有过如下追忆：“五四运动之前，弘一大师那线条中渗透着北碑笔姿及冲和恬淡韵味，具西方画家难以混同的东方人体艺术虽被毁坏，但前哲对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却无疑将为后辈艺术家所继承。20年代在与军阀孙传芳因人体模特儿的冲突中，使我体会到一个普通的中国艺术家一朝顺应了历史的要求，能为真善美呐喊几声，给封建思想一些抨击(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是莫大的荣幸！”

　　60年代废除与禁止风波初起

　　1964年5月， 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 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上级领导者的“废除”与“禁止”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就在美术教育界正在纷纷“惊弓”低语之际，中央美术学院老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因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 曾于1965年5月12日向中南海颐年堂送上了致毛泽东主席函：“……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完备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可以批判继承旧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模特儿写生作为解决艺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继承的。”“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因此，反对为技术而技术并不否定画真人习作。为了深入研究人体的运动、结构、比例、造型，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从废除模特儿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建议在‘四清’第四阶段中，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经过反复试验，使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定地建立起来，完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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