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第一人潘绥铭: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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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11/09 15:02 人民网-江南时报 | ||||||||||||||
出身高干家庭 乍见潘绥铭,觉得他不太像是位学者,倒像是个常常跑码头的商人。肤色微黑,脸上常带油光。两道不太浓的眉毛颇有喜剧色彩地向外分着,不大的眼睛里透着对世事的通达,嘴角一抹略带讥诮的笑意时隐时现,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却又在严肃时令人不敢逼视。 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潘绥铭身上出人意料地有着很强的平民色彩,把他往人堆里一放,绝不会比任何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中年男性显眼。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九岁时父亲就被发配,到三十岁时父亲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他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在他的研究中也时时流露出来。 平等对待小姐 在采访中,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一点:小姐也是人,对她们进行的研究,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他说起研究中最大的苦恼便是:“明明看到她们需要帮助,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们!”而他接下来的话更为惊世骇俗:“所以我只能帮她们招客,这是一个什么也不侵犯的事儿,反正不招他们也会来,但是我往那儿一坐,生意就会好得多。”也许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让小姐们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说出了心里话,潘绥铭的研究因此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作为一名学者,研究的是性问题,多次入住红灯区,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猜疑、误解甚至压力和风险。潘绥铭对此十分坦然:“中国人老自己吓唬自己,有什么困难啊?你就租一间房住在那儿不就完了吗?有人说你怎么可能跟小姐打成一片,都不相信我。那你跟你的女同事是怎么接触的?” 自己并非异类 潘绥铭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严格来说,学者不管对策。搞对策搞得太多了容易丧失视角的独立性,学者的价值在于看到政府看不到的东西。学者的任务是教育政府,当然不是帮政府解决问题。”他对于自己学者身份的认识,冷静得近乎刻薄:“在中国,同样那本书,那件事,不是我写的,出不来;如果没有费孝通的题字也出不来。因为你的位置在这儿,你说的话,人家觉得是学术,比你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指红灯区问题),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 采访快结束了,笔者终于问了一个久已想问的问题:“您给人的感觉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您的学术作品,在行文上也非常有个人特色,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另类’?”“那怨你,不怨我。你以为教授是什么样的?在人大里看看,不符合的人相当多,根本不像人想象的那样。就跟音乐界一样,窦唯什么的,他们自个儿一点不觉得自己异类。”潘绥铭摇着头,嘴角那抹讥嘲的笑容再度浮现。
(编辑:羚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