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史海钩沉：邓小平两封影响中国进程的重要信件 第2页:史海钩沉：邓小平两封影响中国进程的重要信件(2)

　　作者：徐永军

　　(一)批评“两个凡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在信中，他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就是著名的“完整准确论”。

　　邓小平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复出，那么他为什么要给中央写这么一封信呢？又为何在信中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呢？1978年7月22日正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为了支持、鼓励胡耀邦，邓小平专门找胡耀邦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回答了我们上面的疑问：“我那个‘完整的准确的’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信完全是冲着“两个凡是”而来的。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为压制广大群众要求为1976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平反，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强烈呼声，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提出来的。按照“两个凡是”做下去，“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了，邓小平复出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一切遗留问题也解决不了，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两个凡是”一出台，邓小平就洞察到了它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时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要继续观察，还在思考。当他看到3月14日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时，邓小平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他提起笔，非常慎重地给中央写了4月10日这封信。为了把他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传播到党内，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没有不妥，希望中央把他这封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印发党内。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

　　由于一开始就考虑到向党内转发，邓小平在信中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非常含蓄。但在内部谈话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则要鲜明得多。在中央转发他的信的前夕，大约是1977年4月底，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前往西山征询他的意见。这两位同志直接参与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两个凡是”最完整的表述就出自于这篇社论)和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与审定。一见面，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并在党内继续宣传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观点，抵制与消除“两个凡是”的错误影响，为日后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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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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