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登基时才五岁多一点，是个小孩子，大权操在摄政王多尔衮手里。后来顺治帝述忆当时情景说：“昔皇考上宾，朕方六岁，正在幼冲。当时诸王大臣，同心推戴，嗣绍丕基。及定鼎京师，奄有四海，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清世祖实录》，卷88)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去世，接着顺治帝亲政，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这位15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顺治帝主政后，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下诏求言”。顺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谕说：“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朕甚忧之。意朕躬有缺失欤？祀享有不诚、诏令有不信、政事有未当欤？抑大小臣工怀偏私，重贿赂，不肯实心为国，旷废职业，以致膏泽不下逮欤？抑当言不言，不当言而言，沽名钓誉，持禄养交，无济于实事欤？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奏，毋含糊两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清世祖实录》，卷74)这道上谕，言词不可谓不恳切，期望不可谓不殷迫。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明的举措。

　　但是，事实并没有如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下诏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这一点，顺治帝曾多次谈及。如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面谕说：“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据实陈奏，以广言路。乃不抒诚建议，或报私仇，或受嘱托，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虽巧饰言词，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颁旨说：“顷因亢旱为灾，朕省躬引咎，宣谕求言。原欲大小臣工，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指实陈奏，以图兴革。近见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开列款数，沽名塞责，不惟无裨治理，反使虚文愈增，稽误正务。其于朕躬阙失，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贪赃坏法，以及豪右侵渔、商市强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见确有指陈，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清世祖实录》，卷136)此事对这位皇帝影响甚深，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一直到他即将结束其24岁年轻生命的时候，他还在《遗诏》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实录》，卷144)或者说这份《遗诏》是别人代拟的，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遗诏》，表明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则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诏求言”所以落得个失败的缘由，我们会发现，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正是在大力倡导此事的顺治皇帝本人身上。“下诏求言”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按照顺治帝自己的说法，叫作“居心未净”。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出发点不对，动机不纯。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660年7月2日)的一个上谕说：“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有即加处分者，有优容宽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释者。事有错误，犹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实录》，卷136)原来，皇帝的“引咎省躬诏谕”，是做做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虚邀名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或者“即加处分”，有的即使“优容宽宥”，心里却“介介尚未全释”。我们并不惊异顺治帝会有这种心态，因为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使我们略感惊异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应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求言”既然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必定难以收到切实的效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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