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统战联络工作。根据中央要求，统一战线工作的面要尽可能地广泛，“不仅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应该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各种部门中活动。不仅于在野的士绅名流中活动，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不仅在进步的分子中活动，还要在中间的和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特别党员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广泛工作。例如，王昆仑(1933年入党)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团结了一批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周围。续范亭(1938年入党)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做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杨集贤、邓宝珊和马占山等的统战工作。

　　五是推动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一些特别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加并推动公开的群众性的进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郭沫若(1927年入党)抗战时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身份，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运动；李杜(1935年入党)在抗战胜利后，撰写《东北抗日联军之沿革》等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7年7月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的反对内战活动。

　　六是获取各种情报。特别党员因其公开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并容易从其他方面获取更多的党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报。叶剑英1927年7月上旬秘密入党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汪精卫决定反共，准备假意邀请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扣留他们。叶剑英得知此情报后，立刻找到叶挺、贺龙，并在甘棠湖秘密会谈，叶挺、贺龙随后即率部队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七是率部起义。有一些特别党员是部队的主官，对部队有合法的直接控制权。他们利用这种地位做各种起义准备工作，在革命进程的适当时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起义，投入革命阵营，给予敌人以最直接的打击。特别党员领导的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29年11月15日，国民党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1929年入党)，在吉安率所部600余人起义，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1931年入党)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万人在宁都起义，全体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八是策动反正。瓦解敌军是争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瓦解敌军的途径和方式很多，但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还是策动反正和率部起义两种形式。在策动反正方面，特别党员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46年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两万余人在台儿庄附近起义。为争取这次起义，郝部中的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第3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乜庭宾(1945年入党)、第2师师长张奇(1945年入党)与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司令官张克侠(1929年入党)分别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特别党员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但要完成工作任务仍须冒着极大的风险，许多偶然因素都会使他们遭受被追捕之苦、牢狱之灾，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不少特别党员为民主革命胜利壮烈牺牲。

　　三、有关特别党员问题存在的几个误解

　　长期以来，在对特别党员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一，特别党员不能简单地被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现在有的书和文章将特别党员指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这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早期，“当时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所以，“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普通党员的通称。从概念上讲，“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全称概念，特别党员是特称概念，特别党员属于“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范畴，但有着远比“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体的规定。有两份文献说明了特别党员与秘密党员的区别。1938年6月，张闻天、刘少奇在给朱瑞的电报中指示说：“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但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不要使关系暴露，并根据情况保持某些同志为特别党员。”1946年1月5日，陈毅就郝鹏举部起义事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说：“郝部有两个师长是特别党员；另外我们由淮北区打入十几个秘密党员，均担任官佐。”

　　其二，特别党员不是特殊党员。有的文章和书中把特别党员称为“特殊党员”。这是不对的。党的文献从来没有将特别党员称作“特殊党员”；党的文献一直是将“特殊党员”指称为在党内闹特殊化的党员，特殊党员是一个否定性的称谓。

　　其三，特别党员与候补党员的区别。还有一些人将特别党员等同于候补党员。这也是不准确的。特别党员或许有候补期，但绝不等同于候补党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

　　(编辑：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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