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凡

　　今天是“一二九运动”69周年的纪念日，然而就在十天前，这场伟大运动硕果仅存的直接发动领导者之一谷景生，猝然与世长辞。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几位知情者披露了一些重要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谷景生生前聆听了他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

　　随着谷景生的追忆，使我们以往在阅读那场运动之际，因时间的久远和某些特殊缘故语焉不详而产生的疑问，得以解析。我们记录和整理出了这个历史真相逐渐廓清的过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发表，用以纪念这场意义非凡的运动，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一个情操高尚的共产党人的深切追思。

　　一

　　毛泽东曾把“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说“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如果我们沿着“一二九运动”的脉络往下读中国的历史，就会清晰地看到：正是这场浩大的运动，激励起全民族的抗日勇气和热忱，大批的知识分子溶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而后的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栋梁才畯。

　　从许多经历者的回顾中，甚至《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这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

　　在运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中，将领导层定位最高最广的是毛泽东，他1939年的讲话中说“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再次是共产党的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包括从狭义“一二九运动”、民族解放先锋队组建发展、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荡及数省的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救亡运动，是一个被大大泛化了的概念。因此，直接领导者亦被扩大到中共北方局、上海以及各地的党组织。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 (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衍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市民游行，我心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不单单披露他了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人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还有一种把北方局的领导具体化到刘少奇的说法，就与事实更远了。刘少奇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后，于1936年春季才作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离开陕北前往天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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