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楠

　　我早就听人说起小报，仅仅知道是新闻史上不洁的一页，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研究起上海小报来。当我把题目定为“上海小报研究”时，曾引起不少人的质疑：研究这些趣味低下的小报，究竟有何意义？在没有去上海图书馆看小报之前，我也有过这样的顾虑，但是，当我阅读完70多种小报、对小报的整体概貌有了认识之后，我体悟到，小报是上海市民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存在，不是“低下”两字就能说尽的。就像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时代人的生活情境，不能对于街头的叫卖、杂耍、游戏，对于商家、赌场、浴池、美容院等场所调头不顾一样。又因为小报与鸳鸯蝴蝶派和海派的特殊关系，研究小报对于鸳蝴文化和海派文化研究的深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小报的文化品质是近现代上海中下层市民的文化，它既接续着江浙文化传统，又渗透着趋利、务实的世俗性。这种特殊的文化性征规约了小报编者的行为方式、办报理念，也决定了小报观察、评判世界的特殊方式：从市民立场切入，用传统精神审视，营造出小报视野中的都市或名人的文化想象。小报得出的结论虽然过于琐屑、肤浅，但毕竟为我们又提供了一种视角。

　　小报常为人所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其实，真正专门刊登黄色内容的小报毕竟是极少数。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

　　上海小报流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是一种以休闲为主、讲求趣味性的小型报纸。历经52年，总数在一千种以上。最早的小报是1897年6月24日创刊的《游戏报》，由谴责小说家李伯元主编。最后一张是1952年11月20日停办的《亦报》。这种分法自然是将解放后存在至今的政治性和文化娱乐兼有的城市晚报隔离在“小报”定义之外了。小报的类型很多，以内容划分，大致包括：文学文艺小报、综合小报、社会新闻小报、戏报、电影小报和游戏场小报等，还有少量专门讲授吃喝嫖赌经的黄色小报。小报数量虽然可观，但寿命长的并不多，不少小报只存活一两年，有的甚至几个月。寿命长的小报一般都是办得有特色有专长者，报纸内容又能在“花”(男女之事)和“骂”(揭露与互相攻讦)的分寸上掌握适度，懂节制，有弹性者。

　　小报常为人所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其实，真正专门刊登黄色内容的小报毕竟是极少数。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呢？原因在于，小报把自己的品格定位为中下层市民文化，这就决定了它的风格必定是从俗、从下。小报不谈国事，专载道听途说的闾巷传闻，造谣的嫌疑就在所难免；消闲本身与黄色小报所鼓吹的享乐主义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色情气息若隐若现于文字之中也是必然的。

　　小报是近现代市民文化流变的表现文本，而且是越来越接近民间的文本。晚清末年是近代市民文化最初的发生期，文化文学商业化机制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小报是几个鸳蝴文人“玩”文字的场所，市民的趣味它照顾，诗文中文人的酸气也十足，呈现出商业性和士大夫文化杂糅的底色。1912年至1917年，随着上海大型综合性游乐场和新剧场的建成，什么“新世界”、“大世界”，什么“新舞台”、“大舞台”、“丹桂第一台”，游戏场小报和剧场小报应运而生，小报进入了“戏报”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化都市的过渡，市民生活出现了新变化，为适应这全新的环境，急需扩大报纸的信息量，这时期的小报摒弃了单纯的风花雪月，在消闲中融进新闻和知识，透露出现代气息。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都市的繁华升向浪尖，小报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达到顶峰，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进一步的衍变，新文学开始进入小报。抗战爆发后上海处于孤岛和沦陷时期，市民文化暂时成为上海文化的主流，小报变得更加通俗。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小报再度热闹起来，但是，很快就在解放战争胜利的隆隆炮声中，进入尾声。1952年随着新中国对上海私营报刊的接收和改造，小报走到了尽头，从此成为历史的一抹陈迹旧痕。

　　小报编者的名声一向不佳，总是与花丛、妓院和制造流言联在一起，现在，如果我们调整一下思路，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就会对他们获得新的理解。小报的编者一开始大都是“洋场才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文化经营者和职业文人，大致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著名的谴责小说和鸳蝴小说作家，如李伯元、吴趼人、孙玉声等。第二类是专门供职于大报的主笔或编辑，如周桂笙、胡憨珠等。第三类是有闲、有钱的海上名士，如潘老兰、薛尔康、袁寒云等，他们纯粹是把办小报当作是“玩票”。民国以后，办小报的名士逐渐脱离这一行当，取代他们的是一些有古文修养的著名医生等。这时期小报界出现的重要变化是，专职小报报人诞生了。30年代中后期以后，专注于通俗和市民层面的新文学作家也参与进来，成为有新文学背景的小报编者，如先后有曹聚仁、周楞伽等。

　　进入民国之后，小报文人逐渐放弃了士大夫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将目光投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小报中有关市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多。

　　从晚清到40年代，小报编者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身份的转换，从市民生活的观察者演变为市民生活的参与者。晚清小报编者大都是失意的科场文人，他们把小报作为“讽喻入世”、风花雪月的“平台”，在小报上诗词唱和、评花捧角、做文字游戏。进入民国之后，小报文人逐渐放弃了士大夫顾影自怜的高蹈姿态，将目光投向市民的日常生活，小报中有关市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内容越来越多。这种“下移”的趋向不仅表现在报纸本身，也表现在小报编者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上。小报文人热衷于“狂飞花符，征妓侑酒”的生活方式，本是江南传统文士的风雅，但是，一旦经历了商业风尘的洗礼，“士娼鸳梦”便失去了往日的情调。妓女把结交文人看作能在报纸上为自己做广告的机会；报人趁机在青楼吃白食，有些恶劣的小报报人甚至玩“敲竹杠”的把戏。小报文人的“俗”性大大增加。

  [1]  [2]  [下一页]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