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某一天，华莱士和他的同事们像便衣警察一样进入一家儿童色情音像店，他以顾客的身份用40美元买下了一盘带子，拿到带子后，他突然变脸指责店主，店主知道大事 不妙，力图抢夺带子，全部过程都被现场隐藏的摄影师拍摄下来。片子未经剪辑如实播出。他的二儿子评价父亲说，“他是巡逻中的警员，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上街巡逻，挥舞着警棍捕捉坑害社会的嫌疑犯。”

　　在美国动荡不安的六七十年代，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的新闻观——放肆而张扬，真实而深入，他与CBS的监制唐·休伊特一同将“60分钟真人真事”栏目打造成好莱坞星光幻影一样的精彩栏目。在休伊特的眼中，华莱士是个“传媒王国的异教徒，新闻行业的盗火者。”这恰恰与他设想的“60分钟杂志”风格吻合。

　　这一切都要感谢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风格，他的这种风格奠定了调查式广播新闻的标准。他勇于追问那些令人难堪的问题——那些人人想问，却又无人敢问的问题。在与同事们的论战中，他毫不客气地抨击美国的新闻风气。“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才叫新闻吗？新闻工作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而且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

　　采访邓小平

　　1986年9月2日，华莱士幸运地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接触——采访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

　　这天上午10点钟，邓小平特意换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体大方，脚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位于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邓小平刚刚从北戴河海边度假回来，微黑的脸庞泛着健康的光泽，两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早早在此等候的华莱士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握了握手，两人就一起走向座位。一边走，华莱士一边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水银灯亮起。华莱士坐在邓小平的对面，他低头整理自己的衣服同时也在酝酿要发问的问题。邓小平不慌不忙地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和蔼地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华莱士一边说，一边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只手。

　　邓小平递给他一支，微笑着说：“我这个是他们为了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噢，过滤嘴比香烟还长。”华莱士接过烟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说。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68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一来一往之中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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