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听众首次推介华莱士。华莱士和芭芙没有让新东家失望，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纽约的家庭主妇都沉迷于窃听邻居小情人的绵绵对话，而他们就是人人羡慕的那对小情人。

　　事业不断辉煌，华莱士和芭芙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他们经常争吵，而争吵之后又表现得若无其事，就好像在节目中一样。人们分不清，他们是在工作中表演生活，还是在生活中延续工作。

　　1955年，华莱士又一次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堪忍受的芭芙终于伤心地离他而去，由此，他们共同主持的节目也因为他们的离婚而停播。

　　由“深夜追击”到“60分钟杂志”

　　芭芙走后，华莱士终于领教了生活的混乱，无从收拾的家居和无从收拾的心情同时侵扰着华莱士。坐在家中的华莱士面对混乱的一切，开始反思：广播事业是他的终身所爱，但是当家庭失去温暖时，事业又变得沉重和虚渺，怎样做才能事事如意呢？

　　他吸烟。躲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知道以他自己现在的心境是不宜投入工作的，于是他请了长假到波多黎各海边散心。就在海边，他邂逅了女画家洛兰·佩里戈德。1955年，华莱士以其真诚的情感和卓越的口才说服洛兰到纽约定居，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第三任太太。洛兰带着前夫留下的两个孩子以及华莱士的两个孩子共同生活，并鼓励丈夫勇敢去实现他的理想。

　　这时候，纽约第五频道邀请华莱士去主持晚间新闻节目。经历了两次婚变的华莱士准备放弃“打情骂俏”式的风格。他不甘心自己的节目仅仅是清谈或者闲聊，这样的闲情逸致与外面风云变幻的世界格格不入。受众的兴趣变了，他们更加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而不是仅仅沉浸在风花雪月中。华莱士了解听众的心理，他把视角转入美国社会阴暗的角落。那些根植于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让他的广播生涯发生“质变”，他准备像他年少时播演的“青峰侠”一样穿上甲胄，他以“深夜追击”为名开始向美国新闻虚伪的沉沉黑夜发起攻势。这个在世界电视史上最有争议性的栏目首先选择了全球杂志史上最有争议的《花花公子》作为开刀对象。

　　《花花公子》的负责人休·赫夫纳在华莱士的咄咄逼问下显得猝不及防，他的表情尴尬，不停扭动身体似乎想摆脱被动局面，但最终没有逃过华莱士的逼问。第五频道的“深夜追击”一下子令全纽约震惊，有人称他是“荧光屏幕上的杀戮战士，他会把人撕成两半。”

　　1963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考虑聘请华莱士作早间新闻报道，华莱士惟一的顾虑是哥伦比亚目前人气最旺的主持人正是他第一任妻子的现任丈夫。嘉比托人带话打消华莱士的顾虑，“他也有工作的权利，如果他希望回到CBS，这也是应该的。”

　　直到此时,在新闻战线上工作了20多年的华莱士才迈开了生命中最坚实的一步。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国，人们在战后繁荣的社会中享受安逸的生活。与这种安定的日常生活相比，人们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极，任何个性化的方式都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而遭受嘲讽。50年代后期，“垮掉的一代”率先冲破了这种麻痹的状态，他们否定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追求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他们沉浸在毒品、同性恋、烈酒和杀戮之中，他们愤怒、嚎叫以至哭泣。面对这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群体，华莱士觉得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但他无从下手。

　　正当他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噩耗传来，他的19岁的长子彼得，也是“垮掉的一代”的一员，因为内心苦恼只身一人去希腊旅行，独自坐在一处悬崖陡石上，失足坠入山涧。彼得的意外死亡给华莱士以沉重的打击。他想起彼得在去希腊之前曾经对他说，美国精神其实就是一种颓废精神，社会问题并不被政府和新闻机构认真关注，而父亲的节目却让很多人异常激动，因为他们在父亲的节目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当时华莱士还郑重答应彼得，“凡是涉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事，我都将深入到新闻背后的深洞中。”

　　华莱士开始行动，为了死去的儿子，也为了美国。

　　1963年8月28日，20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呼吁支持黑人的平等权利，华莱士第一时间进行新闻追踪。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围绕肯尼迪枪击案扑朔迷离的背景，华莱士和他的团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进行报道。连续四天，华莱士坐在演播室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面对屏幕直抒胸臆，把肯尼迪总统的政治立场、性格魅力娓娓道来，他甚至还不断复述肯尼迪某些讲话的内容，再现了肯尼迪总统深沉而热情的道义信念，充分展示了华莱士驾驭突发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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