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于“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真相，岛内有两种流行的观点，我不能不提出质疑。

　　省籍冲突说

　　“省籍冲突”现又有人称“族群冲突”。此说认为，“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外省人统治本省人，所以发生冲突。我们不否认不同省籍的人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但这不是一种“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排斥性矛盾。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一种省籍的排斥性矛盾，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台湾光复之时，台湾人民欢天喜地张灯结彩地去欢迎外省人的官员呢？甚至一直到1947年1月9日，台北街头还发生为北平女大学生沈崇被美军强暴而发动的示威游行呢？如果真的是省籍冲突，为什么2月12日，又有台北市民众从龙山寺前往长官公署，为大陆“反饥饿，反内战”陈情呢？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决议中为什么会包括“反内战”呢？

　　如果“二·二八事件”是省籍矛盾的冲突，又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的外省人知识分子、学者、作家和报刊杂志，例如臧克家、郭沫若、马叙伦、沈钧儒、章伯钧、李济琛等人敢于冒犯政府当局来声援“二·二八”的台湾人民？

　　当时在台外省人多为军公教人员，“二·二八事件”中群众要的是“打倒贪官污吏”，带三角证章的外省教师就没挨打，甚至许多受爱戴的校长和老师都被台湾学生保护。所以，我们认为“二·二八事件”并非起自省籍矛盾，而是起自统治与被统治的冲突。

　　文化冲突说

　　文化冲突说是认为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在思想上受到“奴化”，不肯认同祖国；在文化上，也不同于中国，尤其是来台外省人。由于当时中国文化落后，其文化水平低于接受日本“现代化”的台湾人，低文化的外省人统治高文化的台湾人，遂发生“二·二八事件”的冲突。

　　我们认为这是对台胞不公平的说法。

　　自《马关条约》割台后，台胞抗日50年，牺牲多达65万人，有历时7年的武装抗日运动，又有20世纪二十年代崛起的非武装抗日的台湾社会运动。

　　1936年小林跻造任台湾总督时宣示皇民化、工业化、基地化三大政策，但据总督府出版的《台湾统治要览》载，1942年间，改日本姓名的台湾人，据1943年的统计只占人口的1.6%而已。

　　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影响，但夸大“二·二八事件”中“皇民化”的因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相反的，光复之后，大陆知识分子来台湾当老师，大陆书刊得以流通于台湾，时全国知识界的“反蒋文化”即迅速和台湾文化结合，若有文化冲突，也不过是“蒋家文化”和“反蒋文化”的冲突而已。

　　台湾士绅中有不少是台湾非武装抗日社会运动的成员，例如林茂生在日本投降后尚未光复前的10月10日即在台北大会堂(今中山堂)演讲称：“台湾人要改姓名，不准奉祀自己祖宗的神位，不准讲台湾话，但50年教育，一旦被我们推翻，汉民族是不可同化的！”陈炘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台发动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发起人，也曾公开说：“现在我们没有别的，对祖国只有感谢，只有欢迎。”

　　令人意外的是，1993年12月10日，由“台湾教授协会”发表的《两国两制———台湾人民对台湾与中国关系的基本主张》中竟称：“日本政府企图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的势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成功地使台湾人变得‘不像中国人’。‘二·二八事件’，死伤枕藉、创钜痛深，这就是勉强将台湾并入中国的后果。”

　　这是对“二·二八事件”死难者的污辱和对整个“二·二八事件”进行历史的强暴！

　　“二·二八”的真相是什么？现在海峡两岸已经有众多的史料出版了。历史可以被篡改，可以被扭曲，但只要史料在，史料自己会说话的。

　　(作者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辑：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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