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少华

　　泰戈尔自一九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断应邀出访，一九一五年访日，一九一六年访美，一九二○年再度访英，一九二一年访问瑞典和德国。一九二四年才来到中国。他在西方国家时谴责国家主义和“实利哲学”的演说自然不免遭遇东道主的冷脸；而他在访华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批评，却是因为他盛赞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泰戈尔是带着对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珍视的感情来的，他的演讲辞在这一点上至今让人读了很感动。然而恰遇上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和国民性的自我批判。所以，泰戈尔越说我们好，自然就越听不入耳。他说：“你们爱你们的生沽，单这爱就使你们生活得美好。”这种感觉也太诗化了。即使如崇拜泰戈尔的徐志摩，也觉得惭愧，说“他鼓励我们的话差不多是虚设的。他说我们爱我们的生活。我们能把美的愿则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有这回事吗？”泰戈尔在北京的演讲还说：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市场里占住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己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取得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里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的还有什么？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这竟是有意不让咱们“现代化”了。

　　其实，泰戈尔对访问中国本来是迟疑的。对于这个与他的祖国差不多一样灾难深重的邻邦，他担心“只做什么无聊的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果他只谈诗可能会好得多。

　　他在杭州演讲说：“我们印度是一个战败的、屈辱的民族，在实利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帮助，也不知道怎祥来伤害你们....”但遗憾的是，他在这里称赞中国文化，还是被激进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伤害”。

　　对泰戈尔的态度，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截然不同。梁启超是神交己久，一见如故，在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讲中说：“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入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徐志摩是万分崇拜，望眼欲穿，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对泰戈尔，胡适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泰戈尔在京期间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胡适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陈西滢因为泰戈尔在华期间“劝人少读书”而在批评章士钊、林琴南复古学说的文章(《线装书与白话文》)中将他引为新文化运动的同道；郑振铎发表文章《欢迎太戈尔》，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在一九二二年就曾专门发了系列丈章介绍泰戈尔，为迎接泰戈尔，还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月发了两期“泰戈尔专号”。从这两期专号看，大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是对泰戈示有好感的。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则攻击甚力，鲁迅在杂文中谈及泰戈尔访华，语气略带嘲讽。

　　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在《新青年》杂志第二期发表自己翻译的泰戈尔诗歌《赞歌》。到泰尔访华的一九二四年，陈己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的批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时评，发表在政治性刊物《向导》、《中国春年》。在泰戈尔访华的期间发表频率很密。甚至在一篇评沦美国驻华教士发财的文章中也把泰戈尔捎几句：“印度诗圣泰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赏金，又何能天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物质生活？”在评江亢虎《南游追想记》中所言中国招商轮船局四十年间不能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时，也没忘记把泰戈尔捎上，题目就叫作《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文曰：“你看我友爱无争的诗圣，是何等逍遥自在地在北京为英人之坐上客。”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在《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一文中，指出泰戈尔有两个错误，一是误解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二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这两个错误“都是社会改造之思想上的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谈诗说艺。”这两篇还基本算是正面的思想评论，其余篇什如《泰戈尔与梁启超》《泰戈尔与北京》《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泰戈尔确曾去见溥仪》等，仅从题目上看，基本上就己是“具体联系”的思路了。甚至在泰戈尔早己离开中国的六月份，陈独秀仍然发表了《诗人却不爱谈诗》、《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两篇文章讽刺泰戈尔。

　　作为一位领导人民革命的共产党人，陈独秀自觉地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批评泰戈尔。在《巴尔达里尼泰戈尔》一文，陈独秀说：意大利巴尔达里尼教授对中国青年说：“余虽主张和平，然为弱小民族计，则自卫之战，亦认为不得已。余亦不反对君等之主张。”巴氏这样主张和平，还算比泰戈尔说得有分寸。我的朋友说，巴氏和平运动是积极的向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反抗，泰戈尔哪比得他。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的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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