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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流:女儿忆瞿秋白--妈妈让我喊他好爸爸

http://www.sina.com.cn 2005/03/01 11:35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瞿独伊与女儿女婿在一起。
瞿独伊与女儿女婿在一起。

  作者:吴志菲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20多岁就承担起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当年,蒋介
石的谋士戴季陶曾经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找回了一位真实亲切的伟人……

  “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坐北朝南屹立着。当年少有林木的罗汉岭如今已全然被绿色笼罩着,之中有株柏树格外葱郁,这是1984年9月间,瞿独伊从北京专程来此瞻仰时植下的。“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瞿秋白的感情历程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他一生有过两次爱情经历。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一位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没过多久,另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诱惑,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此时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杨之华为人正直、纯朴,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就积极向上海大学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瞿秋白对于这位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杨之华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作回避。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仰慕,然而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3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3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3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瞿独伊说:“当年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件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次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木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开心,拍手大笑。

  “爸爸妈妈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他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瞿独伊禁不住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央纪委复查组更以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老人开朗、乐观、健谈,笔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个耄耋老者。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临别前,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随后,她在笔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走上归途,天色已晚;不过可以依稀看见,近处的树枝在料峭春寒中已经抽出鹅黄的新绿……

  瞿独伊小传

  瞿独伊,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前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3月,和丈夫李何一起到前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在新华社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1982年离休。

  (编辑: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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