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到1982年退居二线时，我在粮食部工作20多年，基本上是在业务工作第一线，负责全国粮食的购、销、调、存工作，这是一项上挂中央、下连全国人民的工作。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同志亲自抓粮食，连毛泽东主席也时时牵挂着粮食问题。

　　一旦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我便立刻起来赶到中南海开会或汇报情况。

　　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对国务院各个部、委上报的报表都要亲自过目，笔笔核算，任何微小的差错都逃不过他的慧目。周总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干部要求很严格，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管业务的副部长要把报上来的报表装在心里，当他问到任何数字，回答要脱口而出，不能错。这样，副部长们对自己主管的业务亲历亲为、兢兢业业才能达到要求。中央要求必须“三三制”，就是主管业务的同志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大约八、九个月到外地，下基层，三分之一在北京。那时，我经常出差，为粮食工作几乎跑遍全国，行李简单，提起一只棕色小皮箱，说走就走。对历年来各个省的粮食产、供、销、调、存情况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与各个省市的粮食厅、局的干部很熟悉，当周总理过问全国粮食工作情况时，就能够应答迅速。

　　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等领导开展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降下来。进入1958年，批评反冒进的斗争升级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受到了点名批评。批评了反冒进，各地纷纷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各部委工作如同走钢丝，不能不小心翼翼。我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上尤其要兢兢业业，仔细慎重，只有在考虑成熟时，才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像在“统购统销”的60年代，我初次提出收购议价粮食的建议，得到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的积极支持、推广，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得到经济专家薛暮桥的赞同。可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批判为“资本主义路线”而无法实施。

　　从解放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600斤左右，难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速度和军需民食的要求，统筹安排全国粮食的供需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中，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是最突出的，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粮食工作几乎天天牵动中央领导人的心，消耗他们的精力。那时，周总理为全国理财当家，夜以继日。先念同志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每天起得很早，到中南海岸边散步回来，就审批文件，翻阅有关粮食方面的报表，了解粮食的产、供、销、调、运等方面最新动态。到大家上班时，他已批完一大摞。碰巧上午请部长们来开会，他拿出已经批过的文件，有的部长还没看呢！在那些年月里，我作为主管粮食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几乎每天要同周总理或先念同志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要见两三次。

　　在解放后国家粮食比较紧张的头30年中，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为全国的粮食调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在粮食部有这么个说法：“只有江西是个‘不倒翁’。”为什么呢？别的省粮食是有出有进，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解放后它每年至少要向国家调拨8—10亿斤粮食，包括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逃荒要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看到一些羸弱妇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讨，心中很是恻然。他指示省民政厅长、独腿的老红军谢象晃：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谢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解放后江西为什么能很快把农业搞上去呢？一是因为江西省狠抓了农田水利建设；二是在1958年经过“头脑发热”后冷却得比较快，农业生产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的粮食产量仍然稳定，总产量居全国第二位。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从庐山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带着一批省市委书记，由杨尚奎陪同来到南昌，在省委举行的招待便宴上大家纷纷向敬爱的总理敬酒。总理笑着说：

　　“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个条件，干一杯酒，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一亿斤，好不好？”

　　三杯酒就是三亿斤粮食。杨尚奎明白，总理不到万般无奈之时，也不会给江西压下这三亿斤的外调任务。头年四、五月间，他到北京开会时，总理就特地来到他的房间求助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现在已经挖空了，调进的粮食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理言辞恳切地说：“江西已经调出了十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今天我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杨尚奎向总理汇报了江西的情况，说：“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杨尚奎流着眼泪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可是，杨尚奎看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忧郁，答应回去统一一下认识，再勒紧一次裤带支援中央吧！

　　总理高兴地笑了：“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难，仍外调了15亿斤粮食。

　　共和国不会忘记江西人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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