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粮食问题愈加严重，一些官员的浮夸之风还在通行无阻。他们顺着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口味向上报告说“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死人等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的高 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灾及饿死人的情况陆续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视。我到苏皖调查，沿途时常遇见结队逃荒要饭的、扒火车的。徐、淮地区的几个收容站住满了逃荒要饭的乞丐、盲流。看着这些饥馑的老人、目光呆滞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绞。我向柯庆施汇报时，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现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烦，说：“华东的情况我们清楚，淮南没有问题。”

　　为了解决极为困难的粮食问题，1960年，李先念副总理提议进口一部分粮食，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因为“自力更生”是基本国策，毛主席又有“不吃进口粮”的指示。可是粮食连年减产，库存见底，救民如救火。周总理、陈云都支持这个提议，认为进口粮食对稳定国民经济、克服粮食紧张、保护农民积极性有利，因此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在进出口粮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是小麦、玉米的1—2倍，出口1吨大米可以换回1.7吨小麦或2吨玉米。如果出口换汇率较高的大米、大豆、杂粮，进口小麦、玉米，在外汇平衡的情况下，将多进口许多粮食，先念向总理提出后得到批准。实施后，我们国家获益巨大。出口粮食换汇最好的时候是1973年，1吨大米换回2.7吨小麦，我们那年出口300万吨大米，占世界第一。1971—1976年5年间进口粮食比出口粮食多187亿斤，进出口平衡后，另增加外汇收入7亿多美元，用于进口粮食工业的钢材及支援外贸。

　　60年代末，随着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的经营和库存数量持续上升，仓库建设远远赶不上粮食储存的需要。那时国民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资金材料非常缺乏，粮库连做露天粮屯的席子也难以买到。这时，黑龙江省明水县发明了用一把草、一把泥建设的粮仓——“土圆仓”。它不需要钢材、木材、水泥等紧俏材料，造价低廉，技术含量不高又很实用，引起了我们的重视。1969年6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推广建设“土圆仓”的经验。

　　大量建设“土圆仓”，缓和了粮食仓容不足的困难。它代替用席穴露天保管粮食，改善储粮条件，对促进粮仓机械化起了一定作用。

　　随着经济情况好转，粮食入库量大幅度增长，“土圆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沿海港口和一些交通枢纽地区建成一批现代化的立筒库；北京、天津和东北三省建成了大批以砖和钢筋水泥结构的砖圆仓；南方发展拱顶高房仓；上海建起楼房仓；还有的地区建起小型钢板仓；还有大量的露天储粮货场。粮仓机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文革”中粮食部受到的干扰比较大，第一副部长陈国栋等人被“打倒”靠边站了。经周总理提议，毛泽东批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和林乎加组成“小计委”搬进国务院工作。国务院管业务的部委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组成“小班子”。在粮食部建立两套班子：大班子是以造反派为首的大多数人参加搞运动的所谓“抓革命”。其他的副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搞业务的就剩下我了，于是组成以我为首的“促生产”小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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