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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流:1953以来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的24年(3)

http://www.sina.com.cn 2005/03/09 15:13   炎黄春秋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问题十分吃紧。华中重镇武汉缺粮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粮店的粮食只够销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粮每月都得分成几次供应。武汉钢铁厂职工在饥饿的阴影下,折腾超声波蒸食物使其体积膨大了糊弄肠胃。粮库告罄,市里已经没有存粮,各单位还在告急。情急之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长江里有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过
境大船,船上约有一千万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当即决定扣船,卸下大米以应武汉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货物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船大米务必按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内运到上海港口,装上外轮,否则要罚以重金,是外汇,损失可就大了,而我国当时外汇十分紧缺。“外事无小事”,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总理说:“要严厉查处这件事!”总书记邓小平说:“要撤王任重的职!”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李先念急不可待地要我:“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点粮,帮助他一下?”

  我立刻乘飞机到汉口,一下飞机就见到王任重亲自来接我。在去宾馆的路上,他让司机把汽车开慢点,指着大街说:“你看,所有的粮店都关了门,外地人来汉口,有钱都吃不上饭。我们向邻区告借,只得杯水车薪。万般无奈才出了‘截船’的下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没话可说,可老百姓在饿肚子啊!”

  到了宾馆,我立即拨长途电话给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们同意借调三千万斤粮食给汉口,并约定当年秋后还给江西。另外我又从中央粮库调三千万斤粮食存在汉口。我告诉王任重:“这是中央的机动粮,如果你们急需时可经国务院批准借用。但要有个账,你们秋收后如数归还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粮食,先还一船大米给上海出口,赶上了船期。我向他提出几个建议:“开些高价饭馆,主食卖贵点。一角多钱一斤的粮食可以卖三、四角一斤,不收粮票。”王任重都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我在武汉三天,他整整陪我三天,我给他解决了紧急的粮食问题使他如释重负。

  回到北京,我向陈云和先念同志作了汇报。他们认为饭馆采取收粮票的办法好,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陈云和先念同志作出指示:全国的饭馆一律收取粮票。这在当时对于节约用粮和保障社会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跃进”的年代,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虚报瞒产,把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吹成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一时间中国的粮食似乎多得不得了。各地兴起大办食堂的风,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根本拿粮食不当回事。

  我是做全国粮食工作的,眼看着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食堂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粮食工作带来的困难,忧心如焚。

  1958年本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那年全国一折腾,青壮年农民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庄稼熟了烂在地里,却是增产不增收。以后遇到延续三年的大旱,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年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量减少170斤。

  这时国家库存粮食已经越来越少,各地也库存无多,都纷纷向中央告急。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惟有加强全国粮食的统一调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把粮食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的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不过对保证军需民食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

  粮食产量下降,副食品供应匮乏,糠菜不济,饥馑波及城乡各地,特别是农村。全国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1960年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面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些设想基本上是在实验阶段,数量很少,起不了什么作用。

  由于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人们营养不良,浮肿病大范围出现,农村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动员家在农村的城市职工返乡,大约有一千万左右,以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动员干部自报减少粮食定量。

  在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先念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把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综合起来”看,真实情况是:财政结余并不存在,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张闻天到先念同志处了解有关情况,先念同志把情况和数字告诉了他,因此也被批评为“思想右倾”,并被指责“为张闻天提供‘炮弹’”。这使党内生活更不民主,人人噤若寒蝉,下情不明,给中央指导经济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黄克诚晚年回顾庐山会议的教训时,不无悲怆地说:“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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