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9日，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和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五年之后，他又以68岁的高龄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老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政治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因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都与政治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已从文普中学堂毕业并在黄州中学教 了一年书的董必武得知消息，立即赶赴武昌，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军务部，经管机要工作。1914年1月，得朋友资助，他又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革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坚定地追随孙中山，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毕业回国后，他在武昌开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职业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李汉俊的引导下，他由民主主义战士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以他丰富的法律知识，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3年，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时，周恩来奉命调回延安，董必武肩负起领导南方局的重任。这年九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此时在重庆的我党参政员只有董必武一人。国民党应允不在会上发表反共言论，经党中央批准，董必武单刀赴会。

　　会议开到第四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利用作军事报告之机，突然发难，指责中共不遵守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等。何应钦报告一完，董必武立即提出口头质问，用事实逐点加以批驳。董必武说：“抗日战争初起，国民党政府号召守土爱国，人人有责。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政府四年多没有补充他们一颗子弹，三年没有给他们一文钱，纵然如此，十八集团军还是在敌后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牵制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迭次‘扫荡’。这些战情，我们都报告了军事委员会。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和政令，有什么道理呢？敌占区的粮税，在十八集团军未到以前，是被敌人收去了，十八集团军到后，当地人民解放了，组织民主政府，征粮征税，供自己的游击队支用，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人民解放了，还应让敌人征粮征税吗？关于摩擦，那是由于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某些国民党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皖南事变就是国民党军队制造摩擦最明显的事例……”何应钦色沮神慌，不能对答。CC分子破坏会场规矩，纷起叫嚣，无理起哄，使会议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向主席团声明请求退席，随即愤然离场。当晚，又致函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庄严声明从此不再出席这种宣传反共、破坏团结的会议。

　　董必武的“机智、勇敢、明敏”之举，博得了绝大多数参政员的同情和赞誉。国民党员谷正纲十分感叹：“董必武讲话时，地下掉根针都可以听得出来。为什么共产党有这种老头子，而国民党没有？”

　　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并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统一在一个党委、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指挥之下，实现华北全面统一。党中央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董必武受命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越明白中央的意图，董必武就越感责任重大，实际上，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试点。

　　63岁的老人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并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和日后的全国政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经过紧张的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于1948年8月7日在解放不久的城市石家庄开幕。在开幕词中，董必武精辟地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价值：“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它是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仅据1948年10月至12月的不完全统计，华北人民政府制定、颁布的旨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条例、政令就不下五十种，这都是由董必武主持签发的。1949年4月1日，董必武签发了《废除国民党法统及其〈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令》的训令。这些条例为以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自《指点江山》，杨正辉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