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边区“司法落后”的状况得到逐步改变。他在当时就明确指出：“司法人员必须有学问、有才干。司法是专门业务，要专门人才。”“行政官不一定长于司法。”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法制委员会委员和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他表示，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谢觉哉最初接触法律，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见义勇为，常常帮助穷人打官司。到瑞金后，他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令和条例。这些法规即体现了他处处为人民的司法观点。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继承了大革命时期的人民司法精神，逐步完善司法原则。当时，有的地区还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权，有的则很不健全，谢老认为，应该从目下边区人民的需要出发，建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司法理论与实践。为了做到这点，必须在判案经验中，了解民情，由人民来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创造一套新的法规和审判形式，制定出适合边区的司法条例。

　　当时边区严重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要改变司法工作的落后状况，很不容易。谢老就自己的司法观点写信给毛泽东，还亲自到毛泽东住处当面交谈。毛泽东很赞成谢老的观点。他说：司法也该大家动手，不要只靠专问案子的做事，这是一条规律：任何事都要请教群众。

　　谢老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边区“司法落后”的状况得到逐步改变。他还创办了中国革命司法史上第一个司法讲习班和第一个司法研究会。谢老在当时就明确指出：“司法人员必须有学问、有才干。司法是专门业务，要专门人才。”“行政官不一定长于司法。”

　　当时，在边区的干部和群众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司法的人不近人情”。谢老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法律是合乎人情的，“合乎人情的习惯，即是法”。他说解放区的法律和人情是统一的，因此他要求“司法的人，要懂情理。要懂得不近情之理和不合理之情，然后断案，就会合法”。合情合法，就是公正的断案。但是，要做到断案的公正，又是不容易的事。一天傍晚，他和林伯渠正在谈办案的事，省裁判部送来一件案子要谢老批复。案情是一个姓孙的外号叫“驴驹”的人，伙同两个人拦路抢劫，杀了人，抢走了财物。但原判机关只判孙驴驹一年徒刑。谢老批复说：“果真杀人，他是首犯，判一年太轻了。”这个案子还有赔偿损失的问题，但受害人嫌赔偿太少，不愿接受，而原判机关便给“充公”了。谢老在批复中又指出：事主嫌少不要，你们就把它充公，这是不公正的，只能合理赔偿，照数交还事主。他对判案人员说：法律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不能只宽不严，该宽就宽，该严就严。可是，原判机关对这一案子的杀人不严办、赔偿又充公的不公正判决不愿意改判，认为改判会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会失去群众的信任。谢老便向判案人员讲述了清朝时代的方法：前清判案是把批文挂在衙门上，上诉人抄着批子，就可以推翻原审衙门的判决，原审衙门就管不着他。谢老严肃指出，封建时代都能这样，何况我们现在？“司法威信的建立，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改判与否上。”

　　断案的公正，还在于敢于碰硬。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件要案，主犯是个有革命资历的大人物。谢老根据事实和法律，坚持要判刑事处分，但有些人却以权势压人。谢老并不屈从，坚持不改主张，并把他的观点和处置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此等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放松，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好朋友与好同志。最终，谢老协同边区司法机关，判了那个要人的徒刑。几个月后，他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不遵守法令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因为这些人往往藐视地方政府的法令，认为地方政府“职权低弱”，管不了他们，因此在“三令五申”之后，就要坚持“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理，不理。要硬起颈骨来，做得几次，威信就建立了”。

　　1945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老为宪法研究会负责人。宪法研究会的任务是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后来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老担任主任委员。在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法律研究会里，谢老提出了一系列法律观点。他坚定而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不是继承旧的，而是对旧的革命；不是对旧的修改，而是形式和内容的全部改造。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这就是“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依据这些原则，谢老对宪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主张，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做了大量开路清基的工作。

　　谢老很重视司法人才的培养。华北司法部刚成立，开始工作不到十天，他即提出办司法训练班的主张。训练班开办后，作为第一任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谢老亲自担任一部分讲课任务，谢老坚持每天讲课，一次讲三小时，连续讲完他所担负的课程。

　　谢老还到华北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法律问题座谈会，并作了重要发言。会后，他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并提出将已接收过来的朝阳大学改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经过紧张的筹备，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宣告成立，谢老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由于谢老具有上述经历和实践，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内务部部长，后来又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摘自《指点江山》，杨正辉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