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开始后，在当时学习毛著这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上，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现象。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愈来愈高，林彪早就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这种“顶峰论”在报刊广播中屡屡出现。另一方面，真正严肃认真系统学习毛著的人愈来愈 少，像我这样曾经通读“毛选”四卷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也被卷入林彪煽起的这股庸俗实用主义狂潮。我收藏的这套“毛选”四卷本，越来越受到冷落。这不能不说是老人家革命理论的悲哀，也是我这个青年理论教育工作者个人的悲哀。

　　1966年9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派人给我院送来了13厘米长、9厘米宽、2厘米厚的“红宝书”，还附上给“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同学们、同志们(原文如此———作者注)”的信，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8年初工宣队进校后，给我们发了小三十二开、薄薄的“选读”本和“毛选”简体横排缩印本。加以“两报一刊”三天两天用黑体字传达毛的最新、最高指示，要忙于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学习照办，我的这套厚厚的“毛选”四卷本便被“闲置”在书架上，蒙上了一层灰尘。

　　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军人走进大专院校后，没有听到他们向革命师生宣传毛的革命理论，而是手拿“红宝书”忙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清(五一六、北决扬[群众组织])”，“深挖细找”历史、现行“反革命”。按军事编制，我被编入第二连。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连指导员叫我绘制了毛主席巨幅头像做庆祝游行之用，指挥长看了还给予赞扬。但工宣队对一批教师、干部的“内查外调”正悄悄进行。由于1968年5月我参加起草了批评工宣队“支派”的大字报，引起了他们的“警惕”。除派人到老家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老家解放时我不满17岁)之外，还乘我不在撬开我的寝室门锁和书桌的抽屉，企图寻找“反动”文章、日记之类的“罪证”，但毫无所获。于是，两名专案人员把目光投向书架，非法搜走了我收藏的这套“毛选”，仅仅翻阅了我写的少量眉批，就断然宣布“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

　　1969年夏，在指挥长(某营级干部)指示下，原党委政治部某干事在院广播台播发了一篇题为《樊某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檄文”。1970年初，又用“院斗批改办公室”名义，散发了《系统清算樊某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专案组采用当年康生在延安整人的斗争手法，逼我承认“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但他们没能举出我“篡改”的一条具体证据。而我那套写了眉批的“毛选”，又控制在他们手中，不让我见到。他们在斗批中反复宣读毛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我“缴械投降”。我则在自我检查中，引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处理历史问题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及社会、历史、思想根源的有关论断，说明那些眉批是在某大学“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环境下写的，深挖自己没有无限崇拜主席著作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谴责本本主义的话，痛骂自己竟敢把伟大领袖的宝书当成“讨生活”的“本本”，但不肯承认篡改、反对毛的思想的“罪行”。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运用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可没有取得“双赢”的结果。但是，我后来遭到的惩罚就可想而知了。

　　林彪摔死温都尔汗的惊人消息，是我下放劳动两年后在某县区一个生产队水田里插秧时，听社员朋友悄悄讲的。到1972年夏，武汉某学院军代表和专案人员到区政府驻地，为那些因“历史问题”停止组织生活的“五七战士”恢复党籍，而对我们这些“现行问题”的“战士”却置之不理，我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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