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31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中谈到农民将地主武装拿过来改为“挨户团常备队”。眉批为“夺取地主旧武装，更重要的是建立新武装。对地主武装此时尚未提到根本改造”。同卷第39页，同篇第九件，“农民诸禁”中谈到农民禁运、焚烧鸦片，和政府的财政发生冲突，省农会下令暂缓禁运，农民忿 忿不乐。眉批“暂缓禁运，当时比较适当”。又在“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旁批“这个矛盾这样解决是否正确”。当时的认识是，此篇是毛主席早期的著作，这些都是当时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毛也还在探讨之中。

　　第一卷第55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谈到1928年4月前，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的红色政权，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下批“把广州起义不能坚持之原因放在此处，与其他各武装割据一起总结失败原因，是否忽视了城市特点”。当时的认识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夺取大城市和农村武装割据的不同道路，全党和毛主席都正在探索之中，毛自己也曾率队准备攻打大城市长沙。

　　第四卷第1184页，《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此文是1946年7月20日对党内的指示。“四，谈到农村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下批“农村政策还是五四指示精神”。当时的认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再次提出土地要求。为此，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作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上述7月20日指示的农村政策仍是“五四指示”精神，是我将两个指示有关条文做出对照后写的。

　　第四卷第1426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谈到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又谈到在相当的时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我对照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全文，原文为“一部分国民党反动军队”，“改编为吴化文、曾泽生的人民解放军”。我在旁边加了“反动”二字及“吴化文、曾泽生的”七字。并在第1425页篇题下注明：“括号内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原文所没有的。”

　　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核对了上述几条眉批之后，我才大有所悟。当年30岁已出头的我，是何等的迂腐、幼稚、无知，出于研究毛思想发展、成熟过程的虔诚、执着心态，竟然在老人家的著作上妄写“学习心得”，并妄加“考证”，以致招来一年多的隔离审查，三年全家下放。而“斗批改办公室”、“专案组”的两三人，当年虽受指挥长青睐，贯彻林彪、“四人帮”任意整人那一套很卖力气，但他们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也缺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基本知识。(责任编辑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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