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手令石碑

　　作者：张绪山

　　去年6月，我随团到山西调研，在平遥县城看到的几块阎锡山手令石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石碑制式各不相同，但内容均为：“督军兼省长阎示：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为人群之大害依法律的手续非除了他不可。”据说，同样文字的石碑在其他地方还有不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由封建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礼教已经崩坏，但现代国家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督军兼省长”这样的军政合一的武人代表人物在国家政坛上呼风唤雨是必然之事。但是，执掌政权、管理国家毕竟是文治之举，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文教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只靠枪杆子执政是不可能行之久远的。因此，掌握国家政权的赳赳武夫也往往模仿风流文士，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一番，以便确立其儒雅倜傥的文士形象，博取文治所不可缺少的士大夫的认同和广大民众的好感。阎锡山手令碑文大致不出这个范畴。不过，阎锡山整治“贪官污吏劣绅土棍”打出的是“人群”的旗号。这个“人群”改作现在的话就是“人民”。他们深谙“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处处为自己的行动打出一副冠冕堂皇的招牌，而“人群”无疑是古往今来最值钱的金字招牌。这个旗号看来平凡，实际效力却非同一般，因为它可以为其行动披上“为民请命”的外装。

　　在人们的印象中，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军阀大多是一些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的枭雄、匪首，“法律”概念无法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在阎锡山的手令碑中却看到了“依法律的手续”这样的提法。莫非军阀也实行“法制”吗？其实不然。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讲法制”和“实行法制”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历史上的统治者或集团没有一个不在竭力宣扬自己法制严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不过是“讲”法制，即说给老百姓听听而已，哪一朝的王子犯罪时真正“与庶民同罪”过？同样，阎锡山的“依法律的手续非除了他不可”，也许能施之于某个或某些危害其政权根基的倒霉的“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但肯定不会一视同仁地施之于所有的人，尤其是他的三亲六戚。

　　其次，即使阎锡山能在一定程度上“依法律的手续”进行统治，但也不会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即他或他的统治集团“依法律的手续”进行统治，换言之，是他本人和他的集团“依法律的手续”统治别人，而他们本身是不受“法律的手续”约束的。“治外法权”是他们的特权。这种情况与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约束的“法律统治”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在集行政、军事和司法诸大权于一身，享有绝对权力而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山西王”阎锡山和他的统治集团作为执法者，本身就是“贪官污吏劣绅土棍”的一部分，是最大的腐败源。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根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法律统治”。由此说来，读史之人欲探知历史真相，必须有视通千古的历史眼光，才能穿透时空帷幕，看清幕后掩蔽的真实的历史活剧，而不为历史遗迹所展现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羚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