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有的学员对文件提出意见，说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连，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提得很尖锐。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肯定或否定，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在讨论中，也有相反的意见。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讲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人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有的人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人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在讨论中，反映出两种倾向，即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

　　7、真理大讨论意义何在

　　这次讨论意义重大。

　　首先是，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解放。就在半年以前，党的十一大还大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且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表明，对十年“文革”还是不允许怀疑，更不允许说“不”。这一次，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热烈认真、比较畅所欲言的讨论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是可以讨论的，也是需要讨论的，从而开启了思想的闸门，至少是打开了一条缝，为今后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中央党校三部在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教学总结中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在学校大力提倡和党内外宣传教育的影响下，特别经过了对《三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讲稿的讨论和修改，反复学习和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全体学员普遍受到了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深刻教育”。中央党校的学员覆盖全党全国，他们同本单位有密切的联系。中央党校的讨论情况很快会传到各地，这种影响力不能低估。

　　其次，通过讨论，学员初步理解和掌握了实践标准。前面摘引的材料说明，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践标准，有的小组还专门讨论了标准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这次讨论，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批判与否定。

　　第三，在讨论中，学员们用实践标准初步检验了“文化大革命”，大家摆出了十年“文革’中的许多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有的则从根本上提出疑问。本文前面列举学员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说明。

　　第四，这次讨论为不久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准备了干部。前面所举内蒙古来的学员王铎，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王铎在他写的材料中说，1978年5月下旬，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内蒙。在北京时，胡耀邦同他谈话，告诉他，回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铎说，他回去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毕业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杨西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中央党校将讨论的情况，以及学员提出的问题，上报了党中央，对中央领导层肯定会起某种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实践标准。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对实践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创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以后发生重大影响的提法。

　　8、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叶剑英、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一个新提法，对大家很有启发。但是，“准确完整”强调的是，搞片言只语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而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要求分清是非，辨别真理与谬误，这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胡耀邦指导的《理论动态》也是这样。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