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广

　　最近，书界似乎正被一股“家庭风”紧紧包围着：一是书店在热销一本叫《嫁给刘欢》的书，作者是著名歌星刘欢的老婆卢璐，这本书正闹得满城风雨；二是湖北惊现作家母女同出书。年仅14岁的少女蒋方舟，仅用20来天就完成一部11万多字的童话《我是动物》。母亲尚爱兰读后欢欣满意之余，想到自己十几年来对女儿的“成功”教育，因而也写了本24万字的“育女经”《蒋方舟的作文革命》，以飨天下父母。

　　倘若一位并非擅长写作的平凡老婆，非得要大写特写自己与其老公的秘事，而且还是名人的那一种，至少可以因此怀疑她的写作的目的有高扬“家庭荣誉”的成分。老公出名，老婆沾光是常理，常言道：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成功”的贤内助共进退。因而，有时间向一些熟悉、常来往的朋友赞赞自己的丈夫，暗里提提自己，一半的功劳，招徕几分敬意，这倒是必要的。但如果，因之把自己和丈夫本该在家里悄声说的事，统统搬出来与所有“陌生”的大众“分享”的话，就未免显得“功利”过了头。起码你那“大胆主动”的“曝私”，人家也许会说你“求‘名’若渴”，尽管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无比的坦诚和那些“事情”最平常不过。所以说，嫁给名人，是女人的福，但不应动辄就用来作炫耀的资本。同样道理，因为自己的女儿年少能写大部头的书，做母亲的，在高兴赞赏之余，写本书适时大宣自我的“育女之道”以教化众人，无非也是出于一种飘飘然的“家庭荣誉感”，这可以理解。问题是，倘若因之而闪烁其词地大话儿女的如何高超的“写作天才”，尽情的“吹捧”却让人不甚放心。到底少年作家的“大部头”真否“革”了少儿写作的“命”？我看，并不是一个“成功”母亲一人所能判定的，权力应该落在咱们每一个能深思细辨的读者与天下父母的眼中。

　　想深层点，在中外文学史上，一个家庭能名人尽出，洋溢浓浓“家庭荣誉”的例子，并非鲜闻寡见。例如国外最有名的，当数英国文学史上的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艾米莉、安妮和法国文坛中的著名父子作家，大仲马与小仲马。在中国古代，较出名的是曹氏三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与苏家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而现当代中国文坛，除周树人兄弟外，就影响力看，称得上“模范作家家庭”的，钱锺书和杨绛夫妇是其中之一。然而，以上这些同一家庭的作家名人，试问有哪一个，是为了吹捧自家亲人的名头而大作其词的？出了一本什么书的？留给世人经典名著《简爱》的夏洛蒂，她有没有为她的妹妹艾米莉，一个同样创作了传世名篇《呼啸山庄》的女作家，写了本像《我那出了名的妹妹……》之类的书呢？没有。法国的小仲马有没有私下写过《父亲大仲马的创作革命……》之类的书呢？也没有。即使在中国古代，那占据诗词半壁江山的领军人物曹氏父子和苏家父子等，也难见其为求功名而相互吹嘘，写些沾沾自喜、引以自豪的“家庭荣誉”篇什吧。至于当代著名女作家杨绛女士，她曾否出过一本诸如《嫁给钱钟书》之类的书，我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伟大、出名的人尚且懂得谦虚和谨慎，而今常被物欲冲昏了头的现代人呢？由此看来，动辄就因为“家庭荣誉”而疾“书”的，倒要值得怀疑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