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歌曲被列为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

　　“搁下重重的壳，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式的励志逻辑。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的趋势催生了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对待“励志”迥然相异的态度，前者批判这些庸俗的垃圾，而后者则奉为成功圣经。

　　文/陆镜

　　3月中旬

　　一，媒体为周杰伦是否爱国而争得

　　沸沸扬扬。根据教育部相关人士的解释，这首歌显然是作为励志歌曲被推荐的，和“爱国主义”的关系倒不大。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音乐教研员、入选曲目的负责人王月萍说：“《蜗牛》的歌词和思想内容都很上进。”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明白，王月萍认为“蜗牛上进”的理由主要来自其中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同样是唱蜗牛，同样要往上爬，为什么10年前郑智化那首《蜗牛的家》不能被推荐，而周杰伦的《蜗牛》可以？— —当郑智化唱着“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的时候，周杰伦却选择轻装前进“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积极与消极一目了然，更何况最终郑智化只要求“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 ,而周杰伦则唱到“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

　　“搁下重重的壳，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式的励志逻辑。

　　励志产业化

　　试图以流行歌曲“激励”中小学生的并非只有上海。3月18日前后，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面向全校发布了励志流行歌曲征集令。3月28日，有媒体报道，容祖儿的新歌《明日恩典》同样因为积极向上而被香港中、小学校长所赏识，取代校歌，成为每天早会的师生大合唱。而还有众多的细节表明，中国人的励志需求异常旺盛。

　　“励志”作为一种强烈的市场需求，还表现在对周星驰电影的解释上。星爷在内地一贯以无厘头大师被颂扬，然而这一两年来，因为他个人以及在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小人物奋斗史，星爷的电影被包括学者李欧梵在内的众多Fans重新解释为“励志影片”。4月10日上午，深圳南山影剧院门前挤满上千名附近中小学的学生和家长。他们接到学校通知要求观看《背起爸爸上学》，通知上则醒目标着“认真写好本片观后感”。影片本身无可厚非，然而以行政命令集体观摩并被要求“写好观后感”，这和上海推荐《蜗牛》以励志是一个道理。

　　今年央视“3·15”晚会被列为“3·15”贡献奖候选人之一的姜汝祥使得“伪书”一词路人皆知。他所调查出来的92本伪书中励志类图书占了大半，这些书市场反应基本都挺好。励志类图书的火热与好卖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几乎没有那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不曾做过此类书籍。尽管因为伪书事件的影响，今年春天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显示励志类图书的市场需求略微减缓，然而它仍旧是图书市场的重要一块。与此同时，针对成年人和职业人士的“性格与励志培训”作为一种职业，也日益紧俏，一些企业定期举办此类员工培训班，而另外一些人则投身其中自费充电。

　　中国人需要如此密集而且强烈的“励志”吗，竟然能带动一些产业的兴起？连周杰伦在得知《蜗牛》被推荐为上海“ 爱国主义歌曲”之后随即表示要写“更多积极向上”的歌曲。

　　谁需要励志？

　　曾成功引进过《格调》的著名图书策划人石涛在本刊的专栏文章中分析说：“调查显示，读励志书的读者主要分三类：职场上的loser，即将冲进职场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以及缺少主见爱跟着起哄凑热闹的追风族。”而曾经策划过数种励志类图书的北京弘文馆图书公司编辑吴金岭则对记者说：“励志书的读者从市场来看是以小城镇，大学教育水平以下的读者为主力。这些人是读者群的金字塔的基层。”

　　没有人不渴望成功，不想拥有财富，在中国这个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国度里，这一切都正在变得目标明确并毫不隐藏。也正是那些成功者的个人故事在教导并且激励着职场的loser和小镇青年，即便这些成功者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几个和读者一样渴望成功的写手凭空想象杜撰出来的，他们为的只是那颇为客观的稿费，也许这正是他们迈向成功的第一桶金。

　　社会分化越来越细的趋势催生了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对待“励志”迥然相异的态度，前者批判这些庸俗的垃圾，而后者则奉为成功圣经。如果以急功近利概括励志书读者，并以实用主义的读书观批判他们未免过于泛道德化，并不符合今天这个社会的世俗价值体系。就像吴金岭所介绍的，如今的图书市场，针对高端读者群的书很难做，他们很挑剔。而针对低端读者群的书则好做得多。吴金岭说，他所做过的励志类图书并非特别畅销，但发行数量也颇为客观，“退货率很低”。实际上，如果这个社会有十分之一的人渴望成功需要励志，那么书商们便有大利可图。

　　为什么需要励志

　　石涛认为，“说到底，励志书热卖是个社会问题。如果社会上有那么大一个群体缺乏自信，励志书想不畅销也难。” 记者在采访中，则发现图书业内人士普遍的看法是，现在中国人的读书水平太低，鉴别力不高，出版商常常认为读者无知，这些是“伪书”能够盛行的原因。缺乏自信是励志书读者的一个主要特点，“无知”则从另一个层面显示出这些读者的盲目性。

　　中国人缺乏自信与整个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和挫折感密切相关。不仅仅是人口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同样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出身于小城镇的人口构成励志图书主要读者群的重要原因。对于渴望成功的中国人来说，压力并不来自于妄想症式的自我期待，正是现实的生活压力逼迫着每一个人必须“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城市里公司职员如是，小城镇里向往大城市的青年们也如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上海教育部门选择《蜗牛》鼓励孩子们“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社会道德上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这是顺应时代价值观转变之举。

　　事实上，很少有人真像电视剧《马大帅2》中，已经一无所有却仍旧痴迷于励志书籍的范德彪一样，认为读了这些书便真会获得成功。与其说励志书的读者和励志班的学员渴望通过读书上课获得成功的秘密法门，不如说他们是在进行心理调节，在寻找自信，在无力面对社会时寻找阿Q样式的安慰。精神减压阀正是励志书、励志班、励志音乐、励志电影在我们这个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当然，因为我们社会正在剧烈变革，它和很多领域一样混乱，一样充满欺骗，并且有不少天方夜谭式的荒诞。

　　相关专题：新周刊